鲁艺——我们艺术的渊源

贲庆余

鲁艺，我们的母校，我们艺术的渊源，从延安鲁艺到东北鲁艺，已度过了64个春秋，她迎着民族解放的曙光而诞生，以艺术为武器，在半个多世纪中，为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现在又将看到民族复兴的高潮到来，作为鲁艺学子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回顾一下历史，将一些珍贵的记忆留下来，将鲁艺的火种流传下去，传给下一代。鲁迅先生说得好：“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只要是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运动还在进行，这火种是不会灭绝的，新的世纪，祖国、民族、人民还需要她。

一个人要有志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民族要有骨气，一个有着60多年优秀文艺传统的学校也应该是这样。要相信自己，敢于独树一帜，把延安鲁艺的火种接下来，发扬光大，坚持革命传统与发展事业并不矛盾，因为这传统里面蕴藏着真理、规律，如果还想着我们的艺术是为人民的，那么这里面的经验，就是珍贵的宝藏。凡艺术都有自己的根与源，只有根基深厚的大树才能独树一帜，否则轻易动摇，只相信别人反而丢掉了自己的最可宝贵的东西。自己的根基巩固了，方可放手地去“拿来”，有胆有识地吸收一切有益的营养，继续创造自己新的事业。

鲁艺就是一棵大树，它的艺术教育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小鲁艺与大鲁艺的结合。”用鲁艺先辈蔡若虹的话来说，是生活体验与借鉴传统、学习技巧的结合，是社会实践与艺术实践的结合。一切旧艺术教育，都是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的，从课堂到课堂，从技术到技术，习作就是创作。这种差别是由不同的艺术观决定的。关于美，有人说是头脑里固有的，有人说是艺术本体的显现，有人说是古人传下来的。只有我们的艺术，鲁艺的艺术，坚定明确地说：是源于生活的。无比的丰富、生动、美的内容只源于生活，它是艺术创造的惟一的源泉，其它是流。生活中真实的美是艺术不可比拟的，源于生活是艺术本体的核心内容。

在衷心的承认了这一条之后，艺术的再创造、典型化才能是科学的，唯物的，艺术家个性的发挥才能是符合规律的，避免了主观随意性，才能寻觅到真正的艺术的美，真正的艺术的独创性。道理很简单：艺术，从根本上说，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任何人也无法违背这一条，只是反映的如何，形态有别而已。我们所说的生活，主要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斗争实践，私人生活只是它的一角，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代表着历史的主旋律，主潮流，与个人私生活是有质的区别的。艺术家的自我要与大众心连心，同呼吸，与历史的主潮流同一脉搏，这样才能创造出既代表自己又代表人民利益和历史前进方向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鲁艺历来创作出的经典作品都是这样的。“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的确，这是鲁艺艺术的最根本的标志。有如《黄河大合唱》，成为民族奋起的象征，世纪的艺术经典。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文化是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这也是鲁艺艺术的特征。这正是民族复兴大时代所要求的艺术特征，这是一种广义的现实主义艺术观，也即是结合着浪漫、理想的现实主义艺术观，这里面有着光荣的战斗历史，也预示着光明璀璨的未来，这种艺术观是紧随着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主潮流一起诞生、发展、壮大的。有“五·四”的火炬，鲁迅的风范，有延安的烽火，《讲话》的精神，以及今天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民奋进的人文关怀。科学与民主是先进文化的主要内容，为民主也就是为大众，为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服务，尊重人民的价值，自然也尊重人的价值。科学的世界观主导下的艺术观是把历史的评价与美学的评价统一起来的，它有一个客观的、科学的标准。艺术，虽然是强调个性与创造的，但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要尊重人民的选择，主客观、内容与形式不是分离的，而是完美统一的，这是符合艺术科学的规律的。“民族的”，这一条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强调学习外国产生的某些片面性的补充、校正。民族的，也就是要求更好地结合国情，结合实际，结合人民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地学习外国的经验。这对今天也很有现实意义。

1938年夏，鲁艺全体师生在延安北门外校址山前合影

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特色、气派是民族的新艺术必备的条件。面对今天的现实更进一步要求艺术要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要增强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促进民族精神的进步。先进的民族文化当然要有个开放的眼界和胸襟，着眼于世界和未来勇于引进、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的、先进的文化来丰富自己，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借鉴别人的经验的时候，要区分先进与落后，健康与腐朽，文化也是有区别的，在当前西方优势文化强劲地冲击我们正在组建中的民族新文化的时候，在我们相对处于弱势的时候，要更加关注这一点，我们应该站稳自己的立场，要像鲁迅先生教导的那样有头脑、有眼光、有主见、有识别地拿来，吸收有益的而排斥有害的，要做主人而不要做没出息的孱头和奴才，在这方面不要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当然这种斗争，先进与腐朽的文化观念之争将是艰巨的长时期的，因而我们建立科学、大众、民族、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的努力，其重大意义不亚于“五·四”时期。

鲁艺的艺术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出来的，历史发展了，我们的观念也在发展，发展不是随意的，是顺应历史的呼唤，合乎规律的发展。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先进的艺术这几条特征，正是代表了我们民族复兴的根本利益，逐渐形成的，也是为今天的现实所需要的，有了这个标准，就可以在复杂的现实中，区分什么是新与旧，正确与谬误，少走弯路，继续发挥我们艺术的战斗作用，投身于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献给人民以优秀的精神食粮。

两位巨人与鲁艺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运动中，有两位文化巨人与我们的母校——鲁艺，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那就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与民族之魂鲁迅。鲁迅先生的文艺观坚定、明确，那就是启蒙、为人生、为大众，反对的是消闲与帮闲。先生晚年倡导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大众文艺，其中一支就是新兴木刻运动，先生一生热爱美术不亚于文学。倡导新兴木刻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准备战斗的美术队伍，木刻方便于战斗，这里艺术就是武器。抗战中，受鲁迅风范的影响的大批美术青年投奔延安，在鲁艺美术部，教员骨干正是由新兴木刻运动的核心力量组成。于是鲁艺抗战木刻遍及敌后各根据地，并且传播于大后方和国外，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战艺术经典，这实现了鲁迅先生的愿望，也证实了他的预见。毛泽东这位大思想家、大诗人，是他首先公正地肯定了鲁迅的历史作用，把鲁迅的方向定名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把鲁迅的丝毫没有奴颜媚骨的精神视为当今中国人最可宝贵的精神。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这样开头，说：“为了民族的解放，我们有两支军队，武的是朱总司令的，文的是鲁总司令的……”(原讲话记录，后有改动)。这不是过誉，而是为一个世纪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鲁迅确是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先进方向一边，在思想文化上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他的榜样、风范影响了几代人，至今仍是这样。这就是毛泽东为我们母校定名为鲁迅文艺学院的缘故。1938年初，是全民抗战迎来的第一个春天，毛泽东在延安宴请了来延安慰问演出的几支抗敌演剧队，席间他倡议留下这批进步的文艺家们，在延安创办一个艺术学院，说把山沟里下来的与从亭子间出来的艺术家们都团结在一起，实现革命文艺家的大联合，并建议学院就叫鲁迅艺术学院。他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赞同，积极地筹办了起来。毛泽东以鲁艺工作人员自居，亲自为学院题写了院名，拟定了“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这校训是有针对性的，如果艺术家们要锻炼成战士，缺了这几条就是空话。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鲁艺的窑洞前空地上对全体师生作重要讲话

在1938年4月10日鲁艺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做了以艺术的作用与使命为题的重要讲话，4月28日又到鲁艺讲话提出三条希望：一是我们的艺术家要有理想，不仅为抗战，还要为新中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二是要有生活，没有生活创作不出好作品，艺术家的大观园在全中国。要使自己的艺术与时代、人民密切结合，就必须切实地在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三，刻苦学习，掌握优秀的艺术技巧，没有技巧表现不了生活的丰富内容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希望鲁艺的艺术家不要以出名为目的，而是使自己的艺术为伟大民族解放时代服务。他还为鲁艺题词：“抗战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强调艺术的真实与理想的结合是毛泽东一贯的创作思想，他也寄希望于鲁艺。以后多次到鲁艺讲话，提出小鲁艺与大鲁艺相结合的教学原则。这些很朴素的语言，看似简单，真正做到其实是很难的，而且至今也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仍然是艺术教育中的最关键的问题：如对于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艺术观的教育；对于学生的社会实践与艺术实践的教育；对于学生的坚实、刻苦的专业基础训练与创作实习的教育等等。应该都把它摆在今天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好好地议一议。小平同志在1989年讲的：“这些年，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指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桥儿沟鲁艺校门口

鲁艺，是在鲁迅风范影响下，在毛泽东亲手缔造下创办起来的开一代新风的艺术学校，我们切切不要小看了它。这两位堪称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中的巨人，他们是伟大的思想家兼伟大的艺术家，又都是一生为人民，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战士。什么叫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先进的文学艺术，看看他们的诗、他们的文就明白了。就学习艺术规律来讲，他们的作品就是形象思维的典范，是坚持自己鲜明个性的典范，是真实与理想结合的典范，是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结合的典范，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特别还是不断创新的典范。两位巨人与鲁艺的关系，既是历史上真实的事实，又是在艺术风范上的导师和精神上的领袖，这是鲁艺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最宝贵的财富。

“窑洞群星”

鲁艺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的第一座艺术学院，虽然当时是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下，物质条件差，有些作法不能不是战时训练班式的，既不可能画大的油画，也不可能画大的中国画，但是坚持与群众结合，从生活出发这一条，使简单普及的木刻、年画、连环画发出了异样的光彩，甚至震撼了大后方的画坛，对比起来，勃勃生机是在延安。所以不能只看简陋的一面，其实鲁艺的教育是有战备考虑的，它不仅为抗战，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建设储备了干部，鲁艺各部都有自己的创作研究室，工艺工厂，优秀的人才可以回校进修，搞创作，一面深入实际与人民结合，一面提高专业水平，或任教或当研究员，延安鲁艺美术部古元、彦涵、罗工柳、王式廓、王朝闻、力群、蔡若虹、王琦、华君武、石鲁等等出色的艺术家就这样培养出来了。“五·四”以来，人们呼唤艺术家反映现实人生，要画出有血有肉的真实深刻的大众生活并为之服务。这一历史任务到这时才呈现出它的全部魅力，这艺术反映的是人民自己的生活情趣，理想愿望，人民自己的斗争形式和生活形式。不是艺术家以旁观视角画大众，而是与人民溶于一体，画出人民自己的故事。在美术史上，真能画出人民自己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斗争的艺术家是不多的，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珍视的创造。当年徐悲鸿大师正是从这点上，评价出延安画家们的出色的贡献，预言真正的大师将从这里诞生。今天我们再次欣赏延安木刻，你会更加鲜明地感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很少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每个画家的个性、风格是不同的，题材、表现手法也都不一样，各有特点。石鲁不同于彦涵，古元不同于夏风，但是总体来看都有着延安的风韵，那就是力求为群众理解、受益的真实真诚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就是，“讲话”的精神。

古元：区政府办公室（木刻）1943

譬如古元的《区政府办公室》一画，这是古元毕业后被派往一个乡的乡政府深入生活后的创作，纪实的画风：一位婆姨与文书谈什么问题，门口进来一位下乡回来的干部，后面还跟着一条摇尾巴的小狗……这就是边区的日常生活，这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这就是民主政府的形象，没有一点门难进，脸难看的衙门习气。这幅画送到大后方展出，实际上就是送去了一盏灯。古元的《哥哥的假期》，也是生活中富于情趣的小景，孩子穿上哥哥的军装，一家人团聚着，欢笑着。但是景小情深：这就是八路军与老百姓的关系，人民子弟兵的典型形象，没有政治说教，却有着真正的政治威力，因为这是真实的生活。这样的画，我们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少得可怜了。“窑洞群星移北疆”，鲁艺前来东北，我们东北鲁艺美术部就先后有古元、王曼硕、张仃、夏风、杨角、张晓非、张望、石泊夫等延安老同志任教。其中任教时间长，给同学们印象深的是这几位：张仃、杨角、张晓非。其原因还因为他们都是东北人，是东北老乡，是因抗日而流亡关内的爱国学生，是中华的好儿女，又都是才华横溢的美术青年，十几岁就离家出来，参加救亡运动。他们有的是北平和上海艺术院校的高材生，都有赴外国深造的条件，有的是小画家，可以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自己养活自己。在三十年代他们学的大都是印象派、现代派等脱离现实的艺术，但是，鲁迅的艺术为大众的风范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民族的危难，呼唤着他们，于是投入了救亡运动，结伴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都去了延安。

古元：哥哥的假期(木刻)1942

杨角，晓非在鲁艺短期学习之后，即去前方晋东南根据地，创建了前方鲁艺分校，4年之后又回到了延安鲁艺任研究室创作员和教员。张仃，也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在前方战斗，在后方学习，都把艺术家的个性溶化于为大众的事业之中，解决了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树立了现实主义、为人民的艺术观。这一代艺术家，都是身经沧海的人物，他们艺术观的转变，艺术道路的选择是自觉的，也是比较出来的。张仃长于画年画、宣传画、漫画，是一位非常有个性、创造性的画家，建国以后又成了壁画装饰画和中国画的大师，曾主持过国徽的整理修改工作。杨角、晓非都是学油画的，杨角长于理论和教学管理工作，晓非的年画创作曾是延安鲁艺时期优秀的代表之一，被介绍到国外，作为油画家，解放后曾代表国家访问了东欧和苏联。这一代人是“九·一八”、“一二‘九，’'、西安事变和“七·七”抗战这些历史的亲历者，他们没有做奴隶，而是成为抗日的战士，没有当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投身于火热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样的艺术家当然是人民的宝贵财富，是青年人仰慕的人物。正是他们把延安的火种传给了我们，传给了建国后的几代人，树立起东北鲁艺美术部(包括东北美专，鲁迅美院)的旗帜，形成了以“讲话”精神指导的东北画风，一支坚持现实主义艺术道路的关东画派。

正是：“窑洞群星移北疆，烽烟指处是课堂。飘摇巨旆遵鲁迅，浩荡雄风继救亡。凛冽冰天传火种，沸腾热血谱新章。而今桃李满天下，一代学风扬。”这是一位鲁艺前辈诗人晓星忆东北鲁艺的诗，写出了鲁艺人的心声。

1945年延安鲁艺美术系部分师生合影于美术系窑洞旁。后排左起：马达、辛莽、王式廓、沃渣，王流秋、陈铁耕、王朝闻、张望。中排左起：王曼硕、李黑、莫朴、张晓非、杨角、力群、江丰、胡蛮、许群。前排左起：叶洛、古元、阎素、蔡若虹、华君武、彦涵、安林。

（摘自《鲁艺在东北—美术部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