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 世纪以来，欧洲航海强国通过海上航线成为航海发达国家到达亚洲与中国的主要路径。这种来自地理意义上的交流，正是源于西方航海科学与海图测绘系统的不断完善，它的绘制模式与艺术和科学密切相关，诸多艺术家参与海图的制作，显示出艺术史之中的特殊进展。另一方面，从新颖的角度揭示出交流背景下科学、贸易与绘图的合作。
关键词：沿海交流 , 科学与艺术，图像与视野
自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的制图学伴随着趋于频繁的海外航行活动，在科技水平上日新月异，进而在社会上形成了测绘和制作海图的专门机构。16 至 17世纪时期，这些制图团队与海外贸易公司密切合作，不但绘制本国和欧洲各国地图，更把目光投向了浩瀚的远洋。在明代中国，情势则完全不同，由于传统上地图在军事、防卫、矿藏和民生方面具有的特殊性，所以历代都由国家管理，民间无从参与。不过，也正是在明、清时期地图的绘制却奇特地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所出现为数众多的地图和海图，说明禁海政策并不能打消晚明时期中国士人想要了解域外的想法，这在传教士到来之后就更加凸显出来。另一方面，欧洲海图从科学和艺术两个方面不断发展，测绘师、制图家和艺术家携手合作，对航海图的准确性、系统性和美感给予了充分关注，绘制出了十分精彩的海图。此外，同时期中国与西方海图的不同绘制模式、呈现和其中的内涵也将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这不仅和测绘的主体，也就国家和民族的特性相关，也可以带来对于海洋图像的许多思考，在全球视野下，欧洲制图的社会环境处在一种活跃的动态模式之中，随之带来了对全球地域、海域的全面测绘。其中的代表荷兰不仅来到亚洲，还进行了长久的贸易交流，这些通过航海为媒介的商业活动如果没有完善高效的海图测绘体系是无法实现的。
欧洲各国与制图专门机构的关系，也由于航海和远洋贸易的需要而变得更加紧密：地理学家，如低地国家的约道库斯·洪第乌斯以及法国的卡西尼家族全都是制图世家，依靠国家财政研究地球仪和地图集，并且聘用庞大的学者、测量员和印刷工匠团队。宇宙学研究分割成一系列各自独立的活动，原本的神学和道德力量也被数学和机械学取代。有人将这种分割视为进步，地理学也不得不全力以赴，管理帝国、规划土地用途和领土权利，为了商业和国家管理收集并分析有用数据。尽管麦卡托的宇宙学理论很快被淘汰，但他受到宇宙学启发而发明的投影法，却成了新地理学的核心。这种投影法的数学原理被用于测量国家土地，以及欧洲渐渐扩张的殖民地。[1] 及至 17 世纪时，先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航海水平渐渐被荷兰所赶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远洋贸易热度越来越高，他们需要更精确和详尽的海图为东亚贸易开辟航线。在 1595-1602 年的短短几年中，荷兰在遥远的亚洲国家陆续建立了 14 家贸易公司。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此后欧洲诸国在建立股份制公司时的典范，在那一时期的欧洲和亚洲都还没有出现能与之匹敌、有同样优越组织结构的企业，荷兰人便充分发挥这种现代化企业团体的先进性，至少在其后的 17 世纪的 100 年内，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亚洲各地商人，以及曾经先入为主的葡萄牙商人和较晚涉足的英国商人的势力，推动东印度地区的贸易朝着对本国有利的方向发展。[2]
荷兰的航海水平就像在阿姆斯特丹的制图名家威廉·扬松·布劳（Willem Janszoon Blaeu,1571-1638）1630 年的地图《最新最精确的全球地图》（Nova et Accuratissima Totius Terrarum Orbis Tabula Auctore , 图 1）展示的一样，具有全球视野和雄心勃勃的志向：地图中，在全球海面上航行的一艘艘荷兰海船，正是这种理想愿景的写照。1619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的巴达维亚（Batavia，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建立了总部，主要是负责与亚洲各交易站的货物转运，其他的据点设立在东印度群岛和香料群岛上。到1669 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超过 150 艘商船、40艘战舰、两万名员工、与一万名佣兵的军队，它们的获利同样十分惊人，在其成立将近 200 年间，总共向海外派出 1772 艘船，约有 100 万人次的欧洲人搭乘 4789 航次的船班从荷兰前往亚洲地区。平均每个海外据点有两万五千名员工和一万两千名船员。
图 1，威廉·扬松·布劳：《最新最精确的全球地图》，铜版彩印，1630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们被要求配备最新型的象限仪和改良罗盘，以确保纬度和方向的精确测量。这些工具由荷兰工匠批量生产，且质量可靠。同时，东印度公司雇用了最优秀的地图师，如威廉·布劳和他的儿子琼·布劳，绘制了详细的亚洲海图。这些地图结合了实地勘测和天文数据，标注了航道、暗礁和港口，成为船队的“生命线”。他们还支持设立航海培训机构，教授船员使用器械、阅读星图和计算航线。数学家如斯涅尔（Willem Snellius）推动了三角测量法 (Triangulation method) 的发展来测量同经度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就可以计算出地球半径。他发表于 1617 年的著作《巴达维亚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Batavus）专门描述了这一方法，科学技术直接提升了航海器械和地图绘制的精度。而大量投资于航海技术，这确实是 17 世纪荷兰崛起为海上霸权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推动了贸易全球化，还在航海技术、船舶设计和导航工具的实用性上进行了系统性改进，以确保其船队能在全球航线上具有竞争力。
弗兰芒地图学派中的重要人物威廉·布劳是知名的制图师、地图集制作人和出版商。威廉和他的儿子琼·布劳一起，被认为是荷兰制图学派黄金时代（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著名人物，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数学和天文学上。1594 年至 1596 年间，作为著名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学生，并获得了仪器和地球仪制造者的资格。1600 年，他发现了第二颗变星（Variable star, 现在被称为 P Cygni）。回到荷兰后，他开始绘制国家地图和世界地图，由于拥有自己的印刷作品，他能够定期以地图集的形式制作国家地图，其中一些地图出现在 1635 年出版的《新地图集》中。1633 年，他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地图制作人，并且担任编辑，出版了威尔伯德·斯奈尔、笛卡儿、阿德里安·梅提乌斯、罗默·维舍尔、格哈德·约翰沃斯、巴拉乌斯、雨果·格劳修斯、冯德尔和历史学家兼诗人彼得·科内利松·霍夫特的著作。此后，其子琼和科尔内利斯在 1638 年父亲去世后继续从事地图制作和出版业务，并将制图水平提升到当时欧洲的最高水平。
安特卫普当时是海上贸易的主要中心和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正是在这里，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创作了他伟大的世界地图集《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 Theatre）。 在 1578 年， 杰拉德·德·乔德出版了一本重要的竞争性地图集。也正是在安特卫普，弗兰芒制图师弗兰斯霍根伯格进行了他的早期工作。与此同时，阿姆斯特丹及其周边地区成为欧洲新的海上中心，因为荷兰舰队开始主宰欧洲和更远地区的商业，这些地区以前被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垄断。这座城市也成为地图工作的焦点：1583 年开始，来自安特卫普附近恩克赫伊曾港的卢卡斯·扬松·瓦格纳尔（Lucas Janszoon Waghenaer, 1534–1606）出版了第一本印刷版的海洋地图集《航海之镜》（Spieghel der Zeevaerdt）（ 图 2） 和1598年的《航行宝藏》（Thresoor der zeevaert ），该地图集涵盖了从西班牙到挪威的欧洲沿海水域，提供了详细的导航工具、航行说明和港口信息 45 张图表。[3]制图师们的出色工作为他们赢得了充分发展的可能，相辅相成的是需要满足东印度公司迫切的贸易和密集航海需求。
图 2，卢卡斯 • 扬松 • 瓦格纳尔：《航海之镜》，铜版彩印，1584 年
尽管 16 世纪 90 年代荷兰成立的商业公司缺少资金和人力，比不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竞争对手，但它们有成熟的印刷商、雕版师和学者团队，他们经验丰富，善于校勘地图、航海图、地球仪和地图集上的最新地理学信息。像瓦尔德泽米勒、麦卡托和奥特利乌斯这样的制图师早就将制图变成了一门赚钱的生意，在公开市场上将权威而又美观的地图卖给任何出得起价钱的人。荷兰商业公司认为这样的发展是个赚钱的机会，它们雇用制图师绘制航海图手稿和印制地图，提供各通商地点之间最安全、最快也是利润最高的路线。他们也会组织一些制图师团队，对信息进行标准化，并且鼓励商业合作和竞争。[4] 成功的商业化是荷兰地图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职业画家参与到地图制图，尤其是铜版画家的技艺更加适合地图的刻版和印制，能够更好地提供高质量的海图。而也就在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已全面驶向了亚洲的海域，也到达了中国。海图提供了获取丰厚利润的无限可能，制图师们（图 3）同样也是：
到了 16 世纪 90 年代初，许多荷兰制图师竞相为商业公司提供地图，帮助它们发展海外贸易。1592 年，荷兰国会授予制图师科内利斯·克拉斯（约 1551—1609）为期 12 年的特权，可以销售各种航海图和挂墙地图，售价从仅为 1 荷兰盾的欧洲地图，到高达 8 荷兰盾的东、西印度群岛的地图合集，应有尽有。1602年，制图师奥古斯丁·鲁伯特开始为东印度公司提供航海图，有时单幅开价高达75 荷兰盾，图中有对新发现的地区的全面描绘。地图成为一项相对高利润的生意，制图师也渐渐被有需求的公司雇用。[5]
图 3，简·范·德·斯特雷特：《地图制图工作室》，铜版，1600 年
荷兰制图师的测绘技艺建立在欧洲 17 世纪以来的科学成就之中。在他们绘出的地图背后，有许多隐含的故事。在同时期的晚明中国，少数开明的知识分子通过耶稣会士带来并不系统的西方科学、制图学中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然而却无法在国家的制图活动中做出改变。这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比较同时期中国和欧洲人绘制的海图与远洋航图，就会发现这是两种文明模式和科学系统之间的比对，甚至是较量。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建立的庞大贸易和殖民系统对绘制海图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制图师经常随船奔赴一线进行实地测绘，他们的手稿和测绘数据是重要的航海文献。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有名或无名的测绘师来到中国沿海的经历。标准地图册的最后完成，还是主要在阿姆斯特丹的专业化制图公司之中，布劳家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633 年 1 月 3 日，布劳获得东印度公司迟来的正式官方制图师之任命。这是由于之前因为他的政治倾向而失去此次机会。他的合同中规定，要负责记录东印度公司领航员前往东南亚的航海日志，修正并更新公司的航海图和地图，委任“信得过”的人制作地图，绝对保密，一年两次向董事会提交报告，汇报这些工作的情况以及其他的制图成绩。为此他每年可以获得 300 荷兰盾的薪酬，这与其他同等级的政府官员薪酬相当，虽然微薄，但他可以从东印度公司获得制作航海图和地图的额外的计件收入。[6]这些就使布劳进入了共和国政治和商业政策的核心，使他在荷兰制图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影响力 , 布劳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前任格里茨实际上是他的徒弟之一，当格里茨 1632 年去世时，留下的遗产中有 6 幅铜版雕刻，包含印度、中国、日本、波斯和土耳其，都是商业上的敏感区域，东印度公司正忙于与这些地区开展贸易，并且绘制它们的地图。东印度公司官方制图师的主要工作包括这些：
负责绘制和修正公司的航海日志、航海图和地图，并限制荷兰国外商贸航程相关地图的流通。[7]
除布劳家族外，克拉斯·扬斯·维舍尔是荷兰黄金时代的画家、雕刻师、地图制作者和出版商。他是维舍尔地图制作业务的创始人。他在阿姆斯特丹创立了公司，需要说明的是他的制图工作是基于其专业化的铜版画技艺（图 4），活跃在当时的制图师基本上都具有类似的背景。维舍尔的制图也具有国际化背景，他甚至在 1618 年还绘制了《巴黎鸟瞰图》（图 5）。
图 4，克拉斯·扬斯·维舍尔：《浪子回头组画之浪费遗产》，铜版，1608年
图 5，克拉斯·扬斯·维舍尔：《巴黎鸟瞰图》，铜版，1618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增长和海图制图的激增成正比。特别是开辟了从巴达维亚到达中国以及覆盖亚洲的多条商业航线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共开辟了五条对外航线：从明朝中国（大陆）至台湾地区；从日本至台湾；从巴达维亚经台湾地区至日本；从马尼拉经台湾至日本；从明朝中国经台湾至日本。这五条航线所带来商业利益与城市交流的文明发展，凸显荷兰在殖民台湾时期重商主义的历史性意涵。[8]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荷兰共和国盛期的商船队已经拥有约 2000 艘船只，令其他欧洲海上强权望尘莫及。运货量约 45 万吨，雇用了 3 万名左右的商船船员，东印度公司每年从投资者处获得的资金约 4000—6000 万荷兰盾；与此同时，利润也不断增加，市场扩展到香料、胡椒、织物、贵金属和奢侈品，例如象牙、瓷器、茶叶和咖啡。整个 17 世纪40 年代，公司每年向东派遣的船队运货量超过 10 万吨，到了 17 世纪末，可能已经派遣了 1755 艘商船，超过 97.3 万人到亚洲（其中约有 17 万人在途中丧生）。[9] 以上数据所代表的故事，在 17 世纪是个无法想象的事件，在今天看来同样也是令人惊讶的。如此密集的贸易往来会使制图公司和制图师们非常忙碌，以保证提供信息量充分的海图，从荷兰国内到亚洲的海上航行路途遥远，制图师及其公司需要提供十分复杂的航海组图：
这些船只都需要地图和航海图才能从荷兰泰瑟尔岛航行到巴达维亚。船长及首席和基层导航员每人都能领到一套至少九幅航海图，而瞭望员只能拿到一套缩减的地图。它们全部是由布劳及其助手们制作的。第一幅航海图是泰瑟尔岛到好望角的路线图；第二幅画的是印度洋，从非洲东海岸直到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接着三幅画的是比例尺较大的印度尼西亚群岛随后是苏门答腊岛、巽他海峡和爪哇岛的航海图，最后是巴达维亚的海图（包括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万丹）。每一套都附有地球仪、手册、航海日志，空白纸张，甚至还有一个用于存放航海图的锡筒。为了限制流通，东印度公司要求，在航程结束后必须将这些航海图归还，否则需要赔偿。[10]
荷兰与亚洲的往来商业海上航线，是以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作为中心，17 世纪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控制着这个东亚地区的贸易往来。此外，对地图的管理十分严格，虽然不像 16 世纪的葡萄牙几乎完全禁止流通，但依然很有条理，这是地图资料能够完整保留至今的一项重要原因，制图师需要对船只外航的情况了如指掌，例如：
身为东印度公司的官方制图师，布劳因此可以接触到公司中的所有人，从公司名下“东印度人”号上的瞭望员，一直到公司的董事和制定政策的决策者。公司每艘船只上的船长和船员都必须将他们在前往东方途中完成的日志、札记及地形草图交给公司的制图师，而布劳必须检查并审核每一份日志，随后才能储藏到位于旧高街上的东印度公司大楼。布劳随后根据看到的材料绘制出海图，被称为“莱格斯”（leggers），绘制海图有很多技巧：作为未来完成的地图的模板，这些航海图的轮廓很简单，与最终地图使用相同的比例尺绘制。航海图会适时纳入新材料，它们将构成所有东印度公司领航员使用标准航海图套装的基础。随后会有多达 4 名助手在羊皮纸上绘制航海图，采用手绘而非印刷的方式，这是为了防止航海图上的细节在开放市场上轻易流通，而选用羊皮纸是因为它在海上长途航行中非常耐用。用这种方法制作的航海图，可以快速而巧妙地进行更新。进行修改时只需要用一根针刺出新的海岸线或岛屿，然后放在一张空白的羊皮纸上，撒上煤灰。将原稿拿走后，新的羊皮纸上会有通过针孔留下的点点煤灰，布劳的助手将它们仔细连接起来，就能再现新的、更精确的海岸线。[11]
亲赴航海一线的制图师往往需要在旅途之中进行测绘和记录，这些翔实的资料非常珍贵。而这些内容需要在船只返航之时不断地进行修正，由布劳及其他测绘师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公司总部进行数据统计，以便不断调整，对航线的准确性提升迅速。1626 年 12 月 25 日，荷兰画家与制图师约翰尼斯·芬布恩斯（Johannes Vingboons,1616—1670）的实测记录可以使我们了解荷兰制图师是怎样进行工作。这些图谱之中显示出非常生动的制图师实绘海图（图 6）：例如左侧是海岸线，数字显示了海水的探测记录，是航行经过该岛时所看到的该岛的剖面图，其中包括荷兰船只和划船上岸的画面，这艘船也是 1628年 11 月曾到达过中国台湾和巴达维亚运输货物的 5 艘荷兰舰船之一 , 一共运载了 840担中国生丝和 332 担铜料。海图右侧是芬布恩斯记述船组人员目击事件的描述：1626年 12 月 25 日。我们看到了圣保罗岛，在我们东北偏东 7 英里处。温度适中，所以我被派去岛上坐船，看有没有好的路标和水源或其他东西。就这样，我在黎明前一个小时到达岛的西边，在 40 到 45 英寻的深度寻找离海岸大约步枪一半射程的距离，但除了岩石和悬崖什么也没有。西边山体十分陡峭，不管你怎么努力，都爬不上海滩。因为太晚不能行驶到东边，而且船在离海岸不少于 2 英里的地方漂浮，我们划了回来。第二天，船绕着岛转了一圈，在岛的另一边画了一张图，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没有好的着陆地点，但是也没有危险的悬崖和淹没的岩石，必须提醒未来的水手，除了一些矮树丛之外，他们没有发现树木或植被，在报告的最后，作者提到他们捕获了大量的鱼和海豹，足以养活船上的船员。[12]
图 6，约翰尼斯·芬布恩斯：《海岛及海岸图与描述》，1625 年
这类描述以亲历传达了相当具体的航海信息，结合地图和海岸线，它们最初的目的是实用的。他们向水手们通报了合适的着陆地点、可用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得这些资源。然而，在一本奢华的收藏家图集的羊皮纸封面上，实用功能就完全丧失了 , 相反，他们成了目击者经历的载体。约翰尼斯·芬布恩斯是曾经到达过中国沿海的制图师，同时也是一名职业水彩画家，也效力于布劳的地图公司。芬布恩斯的海图非常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欧洲海图绘制的一项主要特征：即不是以单一视角观察和测绘，由于制图师往往是职业画家出身，所以会以立体形式将海岛与海岸描绘出来，海图具有透视感，十分直观。文字部分起到了对海图的进一步说明作用，这样将信息集合在一起，在舰船航行之时会容易识别地点和定位方向。芬布恩斯还将大小岛屿和山峰区分出来，从立体与平面的视角将重要的海上地理坐标绘出，并附加尽可能完整的文字描述，这种绘图惯例十分生动，也是欧洲航海的良好传统，而且在绘制和记录上更为细致和有条理，类似的还有如尼古拉斯·波科克的航海日志。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不断的航行之中，以动态的模式逐渐将全球主要海域记录了下来，赢得了空间上的优势，也赢得了贸易的丰厚利润，这些技艺在 19 世纪时期为英国所学习，并在 19 世纪最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与近代中国沿海的图绘及地缘政治、贸易交流丛考”（20&ZD233）阶段成果，教育部哲社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2JZD031）阶段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注释：
1.[ 英 ] 杰里·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林盛泽，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05 页。
2.[ 日 ] 浅田实：《东印度公司》，顾姗姗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12-13 页。
3.Beau Riffenburgh, Mapping the World: The Story of Cartography , sevenoaks, 2015.p. 53.
4.[ 英 ] 杰里·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第 210 页。
5.Kees Zandvliet,Mapping for Money: Maps, Plans and Topographic Paintings and their Role in Dutch Overseas Expansion during the 16 th and 17 th Centuries,Batavian Lion International. 1998 pp.33-51.
6. 同上，p.91.
7.[ 英 ] 杰里·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第 219 页。
8. 陈添寿：《台湾政治经济思想史论丛》卷二，台北：元华文创出版社，2018 年，第 14 页。
9.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 997,pp. 490-491.
10.[ 英 ] 杰里·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第 224 页。
11. 同上，第 225 页。
12.Koert van der Horst: the atlas blaeu-van Der Hem of the 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HES &De Graaf Publishers,2011,p.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