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年 10月 21日 14：30-18：30
地点：中国国家画院 111会议室
主题：赵奇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座谈会
学术主持：陈明
陈明（本次座谈会学术主持、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报》总编辑）：
首先欢迎各位领导和老师拨冗莅临赵奇先生的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座谈会。赵奇先生是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委会委员，中国当代美术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画家。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赵奇先生就开始了抗战题材的美术创作，多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中国当代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赵奇先生的抗战题材创作，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鸣先生十分关注，这次座谈会就是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经过多次讨论后举办的。
赵奇先生很多的抗日题材作品我们都很熟悉，比如《九一八》《靖宇不死》《将军的头颅》《淞沪悲歌》《法西斯恶魔》《平型关大捷》等。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有评论者称之为“一个人的绘画抗战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评价。简单概括来说，我觉得赵奇先生的抗战题材美术作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他的艺术画面风格具有深沉和庄严的气质，他笔下的方志敏、杨靖宇、东北人民等人物形象都具有一种深沉、庄严的精神品格和高贵单纯的艺术气质。《将军的头颅》中的杨靖宇将军目光沉稳、面容坚毅，体现出抗日英雄的大无畏气质；《长城五章》中的抗日军民群像沉默而坚定，内蕴着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儿子》中的祖孙三人，如同雕塑般伫立在黑色背景前，如山石一样坚硬而肃穆。这种特有的深沉贯穿了赵奇抗战题材美术作品的人物形象中，成为他个人化的风格特征。
图 1，赵奇：《儿子》，192cm×210cm，2015 年
第二，他笔下的人物造型准确、神态生动，尤其是笔墨语言非常特别。他的笔线精准而厚重，特别是那种颤笔所形成的雕塑感和苍劲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九一八》中所见到的形象，比如失去家园的东北流民，《淞沪悲歌》中的蔡廷锴将军，《可爱的中国》中的方志敏，以及《啊，中国》中的抗日战士的形象，都能体现这个特点。“以形写神”是赵奇先生人物塑造的核心要义，造型的准确是构建其生动形象的基础，而其中饱含的深情，则赋予人物以灵魂。
第三，在构图上，赵奇往往采用宽银幕式的构图，这是他非常特别的一点。我们在《靖宇不死》《九一八》《可爱的中国》《啊，长城》中都可以看到宽银幕式的构图。这种宽银幕式的构图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宏阔的场景，形成了感人的中国军民奋勇抗战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比如《啊，长城》中有一幅是描绘八路军指战员的，人物层层叠叠，充满了画面，超宽的图式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靖宇不死》也是如此，以超宽的图式描绘辽阔的东北景象，从而表现东北大地上那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
最后，在图像叙事上，赵奇先生的手法多样。赵奇先生在图像叙事上打破了常规的绘画叙事方法，引入诸如蒙太奇的手法、超时空组合的结构等，这在《可爱的中国》《靖宇不死》等作品中都能看到。比如《靖宇不死》中，他将杨靖宇将军骑马的形象与白云融合在一起，给人强烈的梦幻之感，蕴含的画外之意令人感动。《可爱的中国》中悲苦的老人形象与滚滚黄河交织在一起，给人心灵的震动。他还常常运用留白的方式造成画面强烈的黑白对比，大面积的留白往往造成一种深沉、静谧甚至悲凉的画面氛围，这在《九一八》《靖宇不死》等作品中都能看到。
刘万鸣（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尊敬的范迪安主席，尊敬的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大家在百忙之中到中国国家画院来参加赵奇先生的座谈会，我代表中国国家画院向关注赵奇先生抗战美术创作的各位领导、专家莅临会议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们举办赵奇先生抗战美术作品的座谈会，源自之前他在全国各地的巡展。这个展览影响非常大，尤其得到美术界、学术界的关注。所以，我提议给赵奇举办一个座谈会，因为赵奇先生的很多作品是抗战题材的，正好今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举办这么一个座谈会对当代美术创作尤其是主题性创作也有指导意义。赵奇先生是国家画院的老艺术家，今年70 岁了。他的成名非常早，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有一次在美术馆看到他的人物画，这是我最早看到他的一个展览，其中包括一些写生作品，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后来慢慢对他的作品有了更深的了解。前几天，《人民日报》社举办了一个展览，展出了赵奇先生的几幅连环画，当时看到感觉非常亲切，又见过赵奇先生一些大的作品，就有了更深的感受，在这里谈一谈我的看法。
从造型上看，赵奇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写实的，但他的表现手法又是非常写意的，在写实的前提下有一种中国艺术的浪漫精神。赵奇先生的作品突出的一点就是积墨特别多，线也很有特点。他用书法的笔意来塑造对象，更多强调的是意，笔断意不断，积墨很通透、很厚重，技法和画面内容特别贴切，有黑土地的厚重感，我们在《九一八》《靖宇不死》《啊，长城》《可爱的中国》当中，都能感受到那种黑土地的厚重感。所以说，中国画包括其他画种，如果没有娴熟的技法，思想再深也表达不出来，赵奇先生这点很可贵，他通过娴熟的技法把思想和内容统一到一起了。
我也特别关注到他的构图。他建立了一个场景式的构图方式，这种构图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有一种超现实的梦幻感，把不同时空的物象糅在一块儿形成画面，不像有些画家那样零散地拼凑在一起，这点很难得。赵奇先生这种梦幻式的构图充满想象力又很完整，靠的是什么呢？靠他扎实的笔墨技巧。没有深厚的功力，笔墨连不到一块儿，气也接不上。《可爱的中国》中黄河的图像和母亲组合在一起，《靖宇不死》中将军的头颅和场景糅在一块儿，都是如此。他将西方写实方法和中国艺术的浪漫结合在一起，画面非常自然、完整。
图 2，赵奇：《靖宇不死》（1），44cm×35cm，1989 年
图 3，赵奇：《靖宇不死》（2），44cm×35cm，1989 年
我还注意到，他刻画的人物尤其是我们熟悉的人物造型特别准确，特别传神，这要归功于他在素描上的锤炼。现在，大家特别关注素描与中国画的关系，有的人排斥素描，认为它影响了中国画；有的人接受素描，认为它对中国画有帮助。最近我们即将举办一个素描大展，这个素描大展目的不在于向观众呈现素描的技法，而是要通过素描展览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素描到底对中国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有一篇文章叫《素描的思考》，也是对这一课题的思考。
我觉得，在赵奇先生的作品中，素描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没有完全依附于素描，而是将素描转化为具有中国画传统笔性的东西，也就是积墨和线条，这样就跟他表现的内容符合了，比如《九一八》《靖宇不死》《平型关大捷》《血战台儿庄》以及《鲜血卢沟桥》等，所描绘的内容跟他的笔法相得益彰。
另外，赵奇先生的作品特别强调意象，这也是中国画的本源。意象的东西在幻觉的时空里没有违和的感觉，人物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一体，相互融合，没有像有的作品那样脱离了这些，这说明赵奇对中国画笔墨精神也就是对中国画的本源——意象理解得特别到位。无论是技法还是题材，其实都源于赵奇先生思想深处的东西。我跟赵奇聊天的时候，他常常表达对中国画的担忧，包括几年前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搞了一个中国素描展览，因为疫情没法做研讨会。赵奇几次见了我都说为什么不搞研讨会，因为当时确实搞不了，他说太可惜了。可见他对理论的重视，对文化的关怀。他思考问题不是只想着自己，而是思考整个中国画的发展问题，这也决定了赵奇的绘画呈现的气息和气派没有小家子气。他有一种悲悯之心，画中有思想，有情感的寄托，画中的人物形象包括肢体语言，其实是赵奇先生心灵的一种形的转化，这对人物画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要学习赵奇先生。
这次座谈会的嘉宾虽不算多，但层次非常高，特别是范院长在这么忙的情况下来参加这次座谈会，在座的几位老先生社会活动也非常多，创作任务非常重，也都来参加了。你们的到来，提升了这次座谈会的规格，同时也为国家画院的画家，尤其是青年画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发。
再次感谢范迪安院长和各位先生在百忙之中出席这个高规格的座谈会，谢谢大家！
赵奇（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研究员）：
抗日战争题材的创作在我的绘画中占有很大的分量。但有一点我要强调，就是这些作品都是我自己想画的，不是约稿或谁给的任务。比如最早 1979 年画的《九一八》，那是我在鲁美毕业的第二年，因为我们没有毕业创作，我自己觉得对不起在学校的学习，因此自己要画一件作品。
现在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要画这样的作品？战争题材的创作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我们知道，战争本身是政治斗争的继续，从这个角度想下去，人类是没法离开战争的。战争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我们不可能脱离它而存在。看看我们生存的世界，哪一天战争停止过？因为战争本身的矛盾和复杂性，我们很难说清用艺术的方式怎样表现才合适，或者应该画些什么。前些天在合肥我的展览会上，有一些观众指着画面问我，当时我很感动，好像他们与我的作品有了交流。虽然我说不出什么，但我相信，问话的朋友在我的作品前察觉到了我的思考和寻找。我觉得语言不是解释生活现象的万能钥匙，这个事情本身对我们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九一八》的创作实际是两幅。头一幅画面是以叙述的方式描写逃难的一群人，他们凄惨地走在松花江边泥泞的“车辙路”上。那条路我画得非常认真，它占据着画面主要的位置。我依据的素材是我（大学）二年级速写本上的写生，那是一个雨后，在一个村庄里画的。但是我得告诉你们，那种路今天见不到了，因为车辙——那种用木头制造的轮子，外边“瓦着”一圈铁箍的轱辘车已经没有了。那时候在创作上我迷恋着真实，画面上的高粱，也是我骑着自行车跑到郊区找到的，我同样画了速写。其实，那个品种的高粱今天也没有了。我想，我所以对这件作品有感情，是因为画面上的这些形象，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呀……我真的认为那条路是承载着思想的。另一幅画面我放大了人物，我画《九一八》，是受着《松花江上》那首歌的影响，构图自然也很直接。我们这代人虽然没有亲历战争，但我爸妈那辈儿都是在战火中过来的。因此我清楚，我是在画我的亲人。老奶奶脸上的被风割过的皱纹、爷爷把光着屁股的孙子贴着肉塞在胸前，都是我熟悉的事情。画面中间的孩子，那是“鼻涕哭到嘴里”典型的北方崽儿，我们东北话常说这孩子“尿性”。在遭遇“九一八”这种灾难的时候，在画面上，还是应该有一种力量和希望的。
图 4，赵奇：《九一八》，104.5cm×331cm，1980 年
《杨靖宇之死》和《将军的头颅》是《靖宇不死》中的两个段落。这次合肥展览我才将它们独立出来。关于《靖宇不死》的创作，我是在画长城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形成的。那时我沿着长城一线搜集素材。我一个人，说不清那是哪一天，我躺在长城的废墟上，脑子里忽然闪出一种认识：我们每个人不就是长城的一块砖头吗？在抗日战争中，最硬的那块是杨靖宇——他牺牲后被敌人剖开肚子，在他的胃里没有发现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和棉絮。还有杨靖宇的牺牲，都说他是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生命的。在我想画杨靖宇前，对于他的了解就是这样。完成《啊，长城》之后，我到了通化的靖宇陵园和靖宇县的杨靖宇纪念馆，在那儿看到一些材料我非常吃惊——杨靖宇牺牲以后，敌人对他的尸体拍了一些照片，并印制宣传册子。在一张照片旁明确地写着，杨靖宇身上还有子弹 230 发。这就直接推翻了“杨靖宇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生命的”说法。在那一刻我想到了责任，我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后来，我又仔细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将杨靖宇的牺牲如实地放到我的作品里。事情到现在已近40 年了，遗憾的是还会不时看到杨靖宇最后是“弹尽粮绝”而牺牲的……该怎么解释呢？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总是有些不安。
《将军的头颅》是非常特殊的作品。或许它还是没法定义的一种绘画。如果问我，到底这些画面讲述的是什么？我还真的说不清楚。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和认识，绘画问题只能通过绘画来解决。当然，除了搜集资料跑出去几个地方，更多的时间我都是在动手画的。
现在我说第一幅作品。这是杨靖宇牺牲以后被敌人割下、到处展览的头颅，也是离杨靖宇活着最近的一张照片。接下来的两幅是安葬前的照片，杨靖宇的头颅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已经 18 年了。第四幅和结尾那幅，杨靖宇在通化安葬，政府安排了专家，用石膏贴面翻制了他的遗像。至此，与杨靖宇头颅相关的话题也就结束了。是的，而我的创作，在绘画上却是刚刚开始。我讲述的这些似乎也属于过程，但每一件事情的节点都在反映着不同的问题，艺术创作上的深刻不会简单地显露在表面。我着意绘画审美上的表达，是要把我自己放下的。我认为多多地观看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每一次面对杨靖宇头颅的照片和石膏遗容，我的感觉就已经不平常了。当把这些画面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被称为民族魂魄的内容，都成了具体。由此我想，可以把这几幅绘画视为肖像，是具有象征主义的肖像。我得承认，在作品创作的当初，我是没有这样的想法的。在作品完成之后，直到现在我才感受到它所呈现的内容。艺术作品是有生命的，这也恰恰印证了我的一种看法，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作品本身会生发出一些东西来。
现在我把话题转向 2014 年和 2015年。在那两年里，我一气儿画出好几件作品，且画面都很大，属于独幅的创作。在构图的时候，我离开了具体的战争事件，归家、爱成了根本。但是，无论如何，我表达的故事都是有战争的背景。这样，在我内心的深处，压抑和恐惧总是存在着。有的画面我把空白留得很多，可最后还是用重墨给涂上了。比如《暗夜》，那是一个女孩儿，也许年龄大了一点，这更使人心酸，她该拿着枪吗？还有《待到冰雪消融》一个战士，男人，站在洁白的雪地上，那是他的爱。可天空呢？黑暗的天空带给他的只有伤感。在头一次展览时就有人问我：为什么把人物画得那么小？没有力量啊！他想着的是另外的内容，也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创作方法。我没有说话。在作品面前是无法和作者讨论绘画的。
图 5，赵奇：《英雄的逝去》（三联画）， 437cm×191cm，2001 年
最后我要介绍的是《英雄的逝去》。作品分为三个段落：牺牲；诗；城墙上。为土地而牺牲的战士我们称之为英雄，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观念。母亲，在战争题材中也是象征——她象征了家、土地和爱。在画面中，母亲的身后站着的人可以画得更多，但是最重要的人物是吹笛人。笛声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特有的音乐，在这个祭奠英雄的日子里，这样的乐声总让我们泪流滿面。画面中的诗人在摆满鲜花的坛边朗诵，让我们记住诗人身后那片象征着时代的黑色的天空吧。画面中还有一群读书的孩子，我的原意是让孩子们读诗的，有一个孩子坐在城墙上望向远方，她怀里抱着的娃娃是我缝制的，然后我又把它画到了画面里。
范迪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党中央高度重视纪念抗战胜利的相关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体中华儿女形成明确的思想认同和高度的情感归属。从春天到秋天，全国美术界推出了一系列大型专题，形成了以丹青画卷反映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热潮，从中我们既看到烽火岁月中老艺术家们当年表现抗战＂现场＂的创作，更看到抗战胜利 80 周年以来几代艺术家对抗战主题的持续探索和时代把握，可以说，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抗战题材的美术作品汇成了波澜壮阔的视觉史诗。
无论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人民必胜”美术作品展，还是在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中流砥柱”美术作品展上，我们都能看到赵奇先生的抗战题材作品。他的抗战题材作品还形成个展在安徽展出，借由今天的座谈会，他也向我们展示和讲述了他在这一题材创作上的心路历程，让我们对他的创作信念和艺术探索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几十年来，他坚持抗战题材美术创作，不断在主题构思、表现视角、形象塑造和笔墨语言等方面深化思考，升华意境，精神让人感佩。他在这个领域长期深耕，不断钻研，形成了丰厚的成果，其中两大特点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第一，赵奇从事抗战题材美术创作时间之早，坚持之韧，让人感佩。1979 年，我们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赵奇便以他的《九一八》在画坛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从当代美术史的视角来进行分析，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初期，整个中国画坛在新的美术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许多突破原有创作题材＂禁区＂的作品，呈现了一种更具有人性化、反思性的观念意识。赵奇的《九一八》之所以重要，就是他一方面以在东北生活的地域处境来回顾历史，以东北百姓流离失所的画面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制造 9.18 事件、武装侵占东北三省的罪行，作品充满形象之实、历史之真的现实主义力量；另一方面，他在笔墨与形式语言的探索上也走在同代人前面。现在来看，他当时带来的水墨造型语言，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后新水墨的一种代表。我们往往说当年在四川涌现出了以罗中立为代表的乡土写实画派，这种油画领域的乡土写实风格使得画坛为之一新，甚至为之一振。赵奇当年的这批作品，也具有乡土写实语言的共性，但他是立足于东北的乡土。一种优秀的艺术语言既是艺术家个人禀赋之所在，更重要的是从艺术家所生活和感受的文化土壤里面生长出来。赵奇当年的这批作品像东北农民一样，在黑土地上种植出了自己的乡土水墨语言。当时大家都在进行形式的探索，考虑如何突破传统，有所出新，赵奇在这方面找到了符合自己创作意识、精神追求的题材，以其为安身立命之所，同时在这样一种题材中形成了与黑土地文化、气质相吻合的水墨语言，这为他后来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奇从 80 年代、90 年代到 21 世纪一路走来，虽然他也画其他的农民和乡土题材，但他始终念念不忘抗战题材的美术创作，这说明在他那里，关于抗战的美术叙事是一个自觉设立的长期课题，同时这也是他自己情感不断深入和升华的实践过程。每个画家都有广阔的题材可供选择，而且通常会随时代变迁而更换，这都非常正常。但赵奇在画其他题材作品的同时，始终坚持抗战题材这根主线一直持续下来、没有间断，这就极为难能可贵。赵奇涉及抗战题材的时间之早、持续时间之长，形成的作品数量非常可观，足以举办抗战主题的大型个展，这也正是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个案研究的根基之所在。
第二，赵奇在抗战题材美术创作中展现了宽广而深沉的精神力量与语言力量。围绕着抗战题材，赵奇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创作取向。我相信，一个画家在动笔之际，尤其是围绕着历史题材进行创作的时候，他的精神世界就是一个具有张力的空间，他的想象就是一个情景再现的舞台。赵奇的作品既展开宏观的历史场景，又集中塑造刻画主体人物，尤其是以浓墨重笔为抗联英雄造像，构筑英雄的丰碑。他的作品有一种在大开大合的结构基础上聚焦典型的方法，运用了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使作品的空间跌宕变化，人物与背景的关系形成多层次对应，在视觉上形成一种多维度的叙事。这种视象上的丰富性来自于他对历史素材的研究。如他自己所说，他查找了很多历史文献图片，并认真地从图片资料中提取可以进行画面转换的典型，尤其是那些感人的细节使作品拥有抗战历史事件与代表人物的真实性，但与此同时，他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寻找图像资源，而是更多地在精神上沉浸于抗战的烽火之中，在白山、黑水、密林的环境里身临其境，在历史图像之真和思想情感之深两个方面并驾齐驱，才画出了能让观者感动的景象。失去了真的历史题材绘画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今天的普通观众也都是火眼金睛，看一幅画、一部电视剧、一出舞台戏剧表演，没有历史之真显然不能动人，但如何从历史之真上升为艺术之情，这是考验画家的重要难点，赵奇在这方面处理得非常到位，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庄严、深沉的精神品格，他的笔墨语言也对应着抗战历史和黑土地上农民的命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品质。例如他的＂颤笔＂线条就不仅是造型的笔墨特色，而是一种具有精神性的筋骨。他的人物不管是大幅笔墨进行写实性塑造，还是概括的造型，都是骨法用笔，因体现筋骨而得到传神。总之，在他的创作思想和方法中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历史告诫我们，正义的信念不可动摇，和平的期盼不可阻遏，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习总书记的讲话阐明了伟大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以及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直至取得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大转折，对世界和平进程与正义道义也具有极为重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要持续地研究抗战题材美术与展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赵奇的作品就以大篇幅表现了长城，甚至以长城为大背景来展开抗战的故事，表现了中国军民共战强敌的历史场景。一方面是写实的，一方面又是象征的，用造型和笔墨画出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与团结抗战的血肉之躯。我们要继续在重大主题和题材上不断挖掘，20世纪以来从民族命运史到民族精神史，是中国美术创作永远的主题。
徐涟（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中国女画家协会会长）：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赵奇老师抗战题材美术创作的研讨会。刚才赵奇老师的发言让我深深感动！作为艺术家，赵奇并不是以理论化的语言对自己的创作进行理论阐释，但是我觉得恰恰是他以这种创作谈的方式，非常生动地给我们讲述了他在几十年创作中如何选择题材，如何深入采访，如何找到典型的人物形象，如何用中国画的笔墨技法呈现出来。在他的讲述中，从始至终都贯穿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而这种强烈的情感、全力的投入，恰恰是他能把抗战题材的创作持续几十年，并在每一个阶段都有非常成功的作品的关键。这是非常生动的创作课、创作谈，同时，他也回答了这次研讨会提出的几个方面的主题。赵翼有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抗战题材是一个创作的宝库，赵奇从抗战题材当中寻找到了他自己的艺术表现的方式、方法、面貌以及他内心情感的表达，也用自己的创作丰富了抗战题材美术创作。以赵奇老师作为这样一个典型案例，探讨抗战题材美术创作，也是今天研讨会的目的。
今年是抗战胜利 80 周年，举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创作和研讨，今天也是我参加的第三次研讨会。今年范迪安老师主编的《丹青鉴证——1931—1945 年美术中的抗战历史》出版，从中可以看到，从抗战美术到抗战主题美术创作，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抗战的认识与表达，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如果说抗战美术是“以笔为刀”这样一个即时创作，最重要的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是鼓舞斗志的宣传，它其实把文艺的功能性的作用发挥到了最大。当然其中不乏美术经典，这些作品尽管技术和材料还显得粗粝，但是战时的状态，是即时的创作，将主题和内容紧密相关，因此它带有真实性、历史性、厚重感，特别是有强烈的情感，所以它能够成为美术史的经典。
从抗战美术到抗战主题美术，继而转向对抗战历史的艺术的展现，都是以艺术的手段表现历史的真实。从 50 年代以来，《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人民英雄纪念碑》《小八路》《八女投江》《延安火炬》《黄河颂》，到 80 年代以来的《太行铁壁》《丰碑》《黄河在咆哮》《玫瑰色的回忆》《地球的红飘带》，到代大权老师的《重于泰山》，包括这次赵奇老师的《九一八》也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还有《红星照耀中国》《百团大战》等等，这是抗战题材创作的第二个时期。
2000 年以后抗战题材仍被持续开掘，《义勇军进行曲》《残日》《冼星海》《黄河大合唱》这几件都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好的作品，可以说，2000 年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历史画或者说抗战题材的作品更多的是追求历史的深度与时代精神的重构。因此，我觉得从抗战美术到抗战主题的美术创作实际上经历了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重点。
在这些艺术家之中，赵奇老师是抗战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刚才他把几十年不间断创作的历程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介绍，在我看来，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那么多生动感人的作品，第一，在于他的人文关怀和传统绘画素养，也在于他真诚、炽热的情感投入。他一直关心身处其中的世界和人，除了抗战题材还有很多跟乡土相关的内容，其实都是今天生活中真实的人，而且是他所成长起来的东北辽宁的土地上真实的人和事情，所以他是一位有浓厚家国情怀的艺术家，这决定了他对抗战题材的长期的关注。还有一个原因也包括他在鲁美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当然鲁美不仅仅只有延安的传统，但是延安的传统越来越成为鲁美精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赵奇老师对主题性创作的自觉追求，是把家国情怀和个人的艺术追求融为一体，因此他才有可能在主题性创作中拿出精品力作来。刚才他特别说到拿着全国粮票跑遍长城，随着他的叙述，我的脑海中浮现了这个感人的场景。只有赵奇这样发自内心的冲动，才有可能画出打动别人的作品。我们说今天的抗战题材美术创作真的非常难，难就难在抗战胜利已经80 年了，今天的艺术家跟那段历史确确实实已经有太长的时间的距离，年轻人包括我们在内，实际上对那段历史都没有切身体会。赵奇的家在辽宁，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自觉地、满怀激情地投入抗战题材艺术创作。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是一个口号，赵奇为了深入地采访杨靖宇的事迹，到美术馆、纪念馆，到杨靖宇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去，特别是到现场考察，刚才他还讲到杨靖宇头颅的历史真实，他把做好的烈士的石膏像放在自己的桌子上，每天看着……赵奇的这些讲述对于我们今天的创作其实是有非常重大的、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第二，他在艺术创作方面，既注重扎实的基本功，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他对表情捕捉有一种准确性，他的皴擦的体积感、雕塑感，其实是把山水画的皴擦和人物画的线条相结合，在技术技法上有所创新。他出道很早、成名很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自己的创新语言。到现在，他还在继续自己的笔墨探索，越来越在笔墨上做减法，用这种白描式的颤笔，更加简洁、简练地表现人物。实际上他的这条探索之路并不是一个人在走，有很多成名成家的人物画家都是在技术上技法上有自己独特的面貌。赵奇在这条路上也是越走越通，使得他技法表现上的独特性和人物刻画的深刻性相结合，形成了他鲜明的个人艺术面貌，有看头，有味道，也具有视觉的冲击力、艺术的感染力，特别打动人心。
第三，他的艺术观念，他的真诚，他对艺术的虔诚是贯穿他整个艺术生涯的始终的。在今年 8 月份他在江西上饶做完“可爱的中国”的展览之后，《人民日报》特别约他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他自己说的话最能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感受，他说“艺术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我觉得这句话大家都这么说，但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或者说艺术家更多地愿意纯粹的个人表达。但这种个人表达、个人的行为怎么跟家国情怀、怎么跟时代精神相结合才是做好主题性创作的一个关键。所以他说艺术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他还说“抗战的历史在我的心中已经留下了印象，我总是想通过画面将那种刻骨铭心的内容表现出来，甚至我画一片云也想使它飘在历史的天空”。他关于杨靖宇的创作中有很多云的表现，他的创作题材很多来自当地的传说，他从传说中寻找素材，寻找启发，再形成这样的一个形象，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他说他的作品也有变化，但这个变化是时间和自然的发生，他内心里还把要说的话是什么看得顶顶重要，所以他说要努力建设自己的画面，表达自我的思考与想象，最后他说“我永远相信是具体的形象丰富了作品。”对于美术作品来说，没有形象，特别是对人物画家来说，如果没有人的典型形象，就不能称其为一件优秀的作品。他创作的一个个生动的面孔，映入观众眼帘、映入观众内心，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再次祝贺赵奇老师，感谢赵奇老师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抗战题材的美术创作！
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谢谢主持人陈明！和赵奇是老朋友了，我们经常私下里聊他的创作，对他的创作思路有一定的了解。抗战题材的美术创作到今天差不多 100 年了，出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赵奇的创作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看赵奇的抗战系列作品，让我想到 20 世纪艺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那就是中国美术现代性的问题。我个人的固有看法是，中国美术现代性是大时代、大历史所赋予的。换句话讲，中国美术现代性是在对民族救亡的承诺中所建立的。从赵奇的作品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事实上，从晚清到抗战时期，已给出了中国美术现代性发生的前提。赵奇的作品让我想起了前辈大师刘开渠先生。他回归后的第二年即创作了《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后来又连续创作了《抗日阵亡将领王铭章纪念碑》《无名英雄像》《抗日英雄李家钰像》，成为抗战雕塑创作的第一人，这些成就为他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王盛烈先生在这方面也有极高的成就，他的《八女投江》不仅是抗战题材的典范性作品，也是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记忆。赵奇的创作是在前辈成就与经验基础上展开的，他的贡献是对抗战题材进行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诠释，以独创的语言系统将抗战题材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我觉得，如何评价刘开渠、王盛烈、赵奇的抗战题材作品，是如何重估中国现代美术成就与价值的关键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艺术史观是有些问题的。比如，在现有的艺术史写作中，新木刻运动、延安美术、刘开渠、王盛烈的地位是远不如所谓的传统四大家的，这就是问题。那些在救亡的年代，在战争硝烟中为民族生存呐喊的艺术，远不如在书斋里弄几笔笔墨的文人画，这有些荒腔走板了。但事实就是这样，这需要我们认真反思。从这个角度讲，赵奇的抗战题材作品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如何建立 20 世纪的艺术史观。
上述所说的是一个艺术史观的问题，赵奇的抗战题材作品还涉及另一个重大课题，那就是如何理解重大题材创作。我的固有看法是，重大题材创作有四个要点：第一个是信仰；第二个是叙事；第三个是形象；第四个是语言。近年来，重大题材创作呈星火燎原之势，但佳作鲜见，能留在历史上的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上四点出了问题，结合这四点，我谈谈赵奇的抗战题材创作。
应该说，这些年重大题材创作工程所选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具有民族意识与人文意涵的，但画出的作品很少有感人至深的。为什么？从历史上看，凡是能震撼人的心灵的作品，其题材都是艺术家们信仰并加以热爱的事件与人物。因而，画面不感人的根本原因是信仰的缺失。现在有些年轻的艺术家，面对重大题材创作毫无信仰可言，只把创作当作“活”来干，很可悲。无信仰，便无情感。自己都不感动，如何去感动别人？赵奇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在那些具有民族、国家信仰的抗战英雄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在赵奇看来，从晚清到抗战，再到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形成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伟大人格，抗战英雄正是这种人格的典型代表——对这种人格、对他们伟大事业的信仰，正是赵奇创作的精神资源与内心动力。赵奇画了那么多有血有肉的抗战英雄，正是基于他的信仰。他的每一笔都非简单地描绘一个人物，而是在建构中华民族的脊梁。
第二点是叙事。大家为什么对当下的重大题材创作不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艺术家们普遍丧失了作品的叙事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只会摆拍，只会简单地再现场景，而不会结构画面，让作品流于“假大空”。重大题材创作的核心要点之一，是语言叙事体系的建构，即如何讲故事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赵奇可以说做出了表率。读他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的叙事是围绕两个价值点来展开的，一个是国家、民族的精神诉求，一个是人性中的悲悯意识。围绕这两点所建立起的语言体系，不仅凸显了题材的意义与人物的精神世界，而且叙事充满着“巧思”，让人们在艺术家精湛的构思中进入画面的精神世界。
第三是形象。一个很扎心的问题是，在多项重大题材创作工程所生产的作品中，有哪些形象感动了我们，形成了我们的记忆？可以说很少。这次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列宾大展为何引起如此轰动，答案就在于，列宾所塑造的形象已成为数代人的文化记忆。我没有与赵奇聊过，但我觉得他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肯定受过列宾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窥测到了列宾塑造形象的秘诀——将人物形象的塑造提升至心理学的高度。不从心理学角度入手，便无法真正理解英雄人物的精神世界，也无法塑造出感人至深的英雄形象——赵奇深谙此理，这也是他抗战题材作品之所以成功的原因。赵奇抗战题材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系统性的抗战精神谱系。
第四是语言。重大题材创作是还原历史本身吗？肯定不是，就其实质而言，重大题材创作是一种语言建构。语言建构有两个层面：一是语言叙事，这一点在前面谈过了；一是语言美学。大家不妨想一想，《开国大典》《八一五之夜》《八女投江》如果没有语言美学力量的话，那么，其题材意义的表达从何谈起呢？当下重大题材创作的语言问题主要集中在造型问题和语言方法上。靳尚谊先生就说过：连基本造型问题都没解决，还搞什么重大题材创作？语言方法上的问题是过于单一，不会运用隐喻、象征、寓言的方法，只会简单再现。《格尔尼卡》为什么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就因为它运用了抽象的象征手法。赵奇是中国画画家，其语言有两个很重要的创新点：其一，笔墨体系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辨识度极高；其二，善用象征性表现方法。艺术家是为语言而生的人，无语言，不艺术，赵奇的创作非常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点。
就重大题材创作而言，美术界对历史是有欠账的。在这个背景下，赵奇的抗战题材创作不仅是对中国美术现代性最好的注解，也是对光荣历史最高的致敬。因此，我们要感谢赵奇先生，是他的作品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血与火的时代，让我们有了与英雄人物隔空对话并重温他们不屈精神的机会。
赵建成（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 80 周年之际，中国国家画院举办了赵奇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座谈会，将其置于当下中国美术发展大的现状背景下进行了研讨。
一个艺术家必须对国家、民族命运，社会现实具备一种大关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我认为文化艺术对民族精神的建设与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性，这涉及一个民族价值观的定位与取向。文化强国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个漫长艰巨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强弱的标尺。赵奇抗战系列美术作品的核心深刻表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灵魂与思想，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与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
为国家为民族立传，塑造民族精神，表现民族史诗，这一精神内核应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最为重要的原动力。而这也正是赵奇作品的深刻内涵。对国家、民族、历史深刻的大关怀与严谨的考据支撑起他坚定的使命担当，几十年来其整个创作历程深刻透露出，赵奇的艺术不是“安乐椅”，而是深邃的思考。土地和人民成为其最关切、最重要的构成元素，是赵奇绘画艺术最为厚重的情感底色，也是其艺术语言与形式建构的基因成果。
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历史信仰。对历史的共同信仰促进了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从而保证了民族的可持续性发展，保证了国家进步的动力。当历史信仰融化为一种精神，渗透到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其所铸就的民族精神必将开发出巨大的潜能，使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历史题材的绘画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也是对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弘扬。
赵奇绘画体系的美学取向是厚重、深沉的呐喊，是责任，是不屈，其中深刻折射出一位艺术家最为重要的精神品质——风骨。在此我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也是中国国家画院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建设必然、必需的文化使命担当。
田黎明（中国画学会会长）：
今天非常荣幸能参加赵奇老师抗战题材主题创作专题研讨会。特别感谢国家画院这么重视这样一个学术课题，把学术和作者、时代融为一体，来探讨一个画家的创作历程，通过赵奇老师的作品来看今天时代在中国美术创作、在历史题材中所发挥的作用。赵奇老师是当代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水墨人物画和革命历史画的创作者之一，赵奇老师是一位诗人、思想者，艺术精神的践行者、遵循者。赵奇老师 20世纪 80 年代创作的革命历史连环画和许多革命历史主题创作到今天看仍然是时代的经典作品。赵奇老师作为一名创作者，以赤子情怀把内心的笔墨融入历史、融入时代、融入社会，他以鲜活的带有史诗般意义的造型语言和笔墨语言在真善美的精神境界追寻。我们看赵奇老师每一件作品，都是在真的感知中下功夫，更是以人格魅力的观照遵循心灵向往的人文理想。赵奇老师的历史连环画和历史画带着文化寻根的意识，他每幅作品都有一种宁静照物的哲思。他是用历史画来表达“如其本来面目”，这本来面目的内涵是通过历史画来感知民族人文精神，人格立足和思想智慧的体验与观照。赵奇老师的历史画运用了象征和寓意，所以他画长城，自己走进长城去体会一砖一石的内涵；画《靖宇不死》，笔墨造型里蕴含着温厚又沧桑的刚健精神。刚刚他介绍的一系列从 80 年代、90 年代 20 年间所画的一系列连环画，他的画里每个人物和群体形象都是抱朴含真的直觉，他塑造了那个年代朴素归真的抗日战士坚韧不拔的赤子本真形象。这种真与赵奇求真是达成一致的，因为他把画中人物也视作自己参与其中，所以赵奇老师在介绍他的作品时候，已经把自己作为一个赤子感同身受，融入抗日战争的历史情境中，画出了感人肺腑的战士形象和时代形象。
赵奇老师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历史情境，建立了一座座稳若群山的人物形态，他所呈现的造型之真和人物之真以及表达方式逐步达成了一致性。刚才范主席说到赵奇老师画的历史之真和情感之真的一致，赵奇老师正是将两者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历史画独特的语言风格。万鸣院长讲到赵奇老师作品的形式内化，讲蒙太奇幻化的一种表达的方式，深化了赵奇老师在革命历史画中的艺术语言和语境。赵奇老师的历史画很重要的一点是对真的精神体验与实践，他通过真实的用心达到了对真的再现。这是深刻体悟民族精神的至真。赵奇老师通过造型与笔墨语言的锤炼，让他的历史画内涵中融汇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和牺牲精神。他画中人物的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以及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是通过对每个人物刻画和感知造型中的关于真的含义以及他对意象和艺术之真的关系来体验呈现的。
赵奇老师遵循人民理想之真，通过画面诸多造型语言探索与笔墨语境表达，创造了自己的造型语言和画风画格。刚才晓凌院长特别讲到了语言，在历史重大题材创作中，赵奇老师的绘画语言所呈现与表现的力量是他造型与笔墨语言的风格特点，这种造型笔法来自对民族精神观照的呈现。
从造型角度讲，传统的“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水火，若日月”，实际上强调的造型理念，是从主体与自然融合的一种观照中，升华出的意象方式。这种意象方式是中国画的核心课题，在赵奇老师画的《可爱的中国》以及许多连环画主题创作的形式里和图式中都内含着自然形成的图式，都具有形式语言和情感语言融为一体的生命力。
赵奇老师的历史人物画充分运用了意的表达，而传统关于志向强调的是怀抱。怀抱和人文理想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怀抱确立了自己的方位和表达的方式，所以，赵奇的革命历史情境怀抱就确定了他自己在历史情境中的表达方法。他开拓了抗日战争历史画的意象审美，向历史画课题深入地研究，就像刚才徐涟老师讲到从抗战美术到抗战主题创作的进程，抗战美术强调情感投入，以笔为刀，讲真实性、历史感，抗战主题美术强调的是艺术地展现出抗战的历史，这样一个创作理念。我觉得赵奇老师在创作中，他对抗战主题创作是从艺术角度来呈现的，他发自内心理解到抗日志士的英勇，所以他塑造的形象都是让人感动的。
赵奇老师笔墨和造型的生发是内心体验的悲怆与群体同心同德无坚不摧的力量感，这种力量感使我们看到了他在创作中“因诚致明”，故达到“天人合一”的人文体验和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而这种真实它内含着一种无私的给予和赤子般的纯真之觉。艺术的语言正如一位学者讲，“充分运用语言的启示性和暗示性来唤醒读者的联想”，通过观赵奇老师的历史画，我们看到，造型和笔墨意象的指向和情感越是具体清晰就越能表明笔墨方式的规定性，表现性就越强烈和独特。所以赵奇老师革命历史画的创作脉络是非常清晰的，他的艺术语言清晰地道出了他创作审美的主线，就是民族精神与群体的家国情怀相一致。所以，他的造型中出现了大地、黑土地、长城、山脉、江河，具有雄浑与自然的审美，这种审美体现了崇高感。尤其是赵奇老师在刻画杨靖宇烈士的头像时，以他刚才讲到对着靖宇头颅的写生过程，这样的情景我想在赵奇老师的创作语言上，达到了一种实证体验。这种实证的体验将历史情境和审美体验两重之合，直观的经验与人文感知和理想，触动了笔触与画中的笔墨形象，我觉得它使赵奇老师获得了更深刻的一种认知和对画面把握的内涵，即对崇高牺牲精神的体验，由崇高之意生发为一种内心与历史情境的合一，并贯通于造型与笔墨体验里。蔡仪先生讲道，“艺术是个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而艺术的表现是联接作者个人和社会的一道桥梁”，正是这一道桥梁，赵奇老师创作的责任感体现在了他的“发愤之所为作也”，他在“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的情境进程中体悟着中国文化倡导的一种比德思想，这种比德思想使赵奇老师的笔墨升华为时代人文精神的一种精进气象。
赵奇老师的历史画包含了记忆中的事件、人物场景等许多元素，它不是简单臆想的历史画面，而是用带着情感、血与火洗礼的情怀来感知历史之真和艺术之真的契合。所以赵奇老师的画面造型与笔法以及内心自然生发出的表达方式，使他的线条开创出特有的赵奇风格，即以意象呈现的线造型有一种断裂式语境和方式，这种断裂式方式就是他的情怀所致，这一种画面力量来自情感。这种感觉的呈现我觉得与蒋兆和先生《流民图》的造型与笔法也有一种内在联系，因为蒋兆和先生人物造型的悲怆感，用笔是一种折枝式笔法，传统绘画在画梅花也时有断枝呈现，体现了梅花的坚韧，蒋先生线造型创造性地开拓出具有现实主义的人物画悲怆审美情怀。
在赵奇老师整个人物画创作中，他这种笔法带着创痛，同时又具有一种无畏的坚韧的雄浑感，这是在审美体验上感知到赵奇老师内心之真和他从视觉语言来陈述形象方式的真切表达。因为刚才赵奇老师讲了一句话非常感人，他希望战争是消失的，画战争题材同时也是在画自己。晓凌院长特别讲到赵奇老师抗战题材的四个特点，讲到他的精神信仰、虚实叙事形象和语言，这些都非常准确地在赵奇老师的创作中呈现出来了。我们感受到了赵奇老师在革命历史画探索中不断自省、用以德观物的理念和赤子之心投入创作中。老子说“德若赤子”，赵奇老师就是进入到赤子状态，中华文化讲厚德载物，赵奇老师自觉地践行人文精神，他在做人、做事、创作和做学问中都自觉地担当，赵奇老师创作革命历史画向着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基本要素来把握他画面的一切造型、笔墨、境界的元素。赵奇老师的革命历史画包括他创作的土地系列和今天许多新的人物画主题创作，都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整体体验和精神的凝聚中不断地求索前行。
吴洪亮（北京画院院长）：
非常感谢赵奇老师的邀请，尤其是今天到中国国家画院来探讨这么严肃的一个话题，很荣幸！我想从一个更具体的角度来谈谈我的感受，因为此前其实赵奇老师给了我好多相关的资料，我一直就没敢来找您，是没想清楚从哪个角度对您数十年的创作进行研究。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补课，我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来学习的。
抗战题材是个宏阔的话题，我想从具体的事情来进入。最近，在做丰子恺先生的展览，他也有一部分作品是在抗战的时候画的。其中有一张画是北京画院收藏的，题目觉得好像送给赵奇老师很合适，是杜甫的一句诗叫“独立苍茫自咏诗”，一个艺术家真的是以自我的方式对苍茫的大地和历史，要以绘画的方式涌出自己心底的那首诗。故而，以这个线索来说一点我的想法。面对着抗战这大题材，艺术家怎么去表现？哪些作品才能留在历史中和感动不同时代的人呢？比如说，我在做《矿工图》研究的时候，我记得周思聪和卢沉在“文革”前就想画这个题材了，甚至更早可能是周思聪在美院附中读书的时候就见到了日本丸木位里夫妇画的《原爆图》，非常激动，一直跨越了几十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才有了一个不完整的系列作品出现，这里面当然吸收了包括《格尔尼卡》等创作的营养，但有了自己的面貌，至今堪称时代的经典。我也在想为什么这些作品比有些作品更有回味？我们如何理解艺术家的深意？记得当年在思考那个展览想题目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交响乐就是马勒的《大地之歌》（这部交响乐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交响乐，几乎不是之一，因为它不仅仅有大乐队还有合唱，而且还借用中国的古诗文来歌咏，是地上和地下，是活着的和死去的灵魂之间的对话）。如果延伸一下，如果只是面对战争，比如说把日本侵略者杀死或者是赶走，应该是画胜利的狂欢，为什么这样的作品一个没有呢？因为很多艺术家从这个概念进入了更多历史性和对人类深层命运性的思考。这组作品和展览应该是一曲悲歌，所以当年起的名字叫“大爱悲歌”。
面对抗日战争这样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看赵奇老师的作品（孙老师周五的时候把 400 多 MB 的 PPT 就发给我了，特别清楚，这是史上收到最大的一个研讨背景文件），我想说当面对这样大的主题，一位艺术家以个人的方式进入的时候，他都做了什么？赵奇老师谈到他做的那些功课我非常感动，第一是到了“历史的现场”。“历史的现场”是非常有意味的一个点，虽然历史已经过去，现场已经面目全非，但当你站在那儿的时候一定有很多像基因一样迸发的东西呈现在艺术家面前。对于一个以历史为锚点的创作来说，后面应该是个性化的考古。您不一定是以那种方式，但是，您至少是用一种个人性的真实去进入那样的一个状态。而这么长期地对于某一题材的关注、跨越几十年的创作就是把“历史的现场”转化成笔下的诉说，在个性化考古的支撑下给我们一个真实的问题，所以这个真实又是一个艺术家自身所呈现的真实，这个是有厚度的。
我再以展览的方式串联我的思考。九年前给沈尧伊先生策划“地球的红飘带”展览的时候，发现沈尧伊的创作有如一位艺术家的长征，他不仅走长征路，而且一个人去研究大的长征体系。艺术家极度对细节和情感的长时间的研究，把其创造留在作品里。
图 6，赵奇：《待到冰雪消融》， 192cm×210cm，2015 年
赵奇老师也是这样，并且有了自己的风格与对中国艺术的贡献。他的连环画与不少作品真的是一个小尺度的大胸怀。我想说的好多话陈明老师一开始都说了，比如说宽银幕，比如说蒙太奇，比如说雕塑感，我想补一点点就是强烈的透视感，这个仰起来局部超近景的绘画视觉能量是非常大的。这个空间的拉度恰恰是连环画创作中因为空间小而被迫要求艺术家做大尺度张力的呈现，所以是非常有感觉的。反而画大作品的时候，很多艺术家没有连环画上给我们的震慑力更大，这是我刚才在读画的时候第二点感受。
第三点，补充一下色彩问题。看到赵奇老师的色彩，其实有点浅绛山水的意思，包括蓝颜色，这些色彩非常微妙而有意味。包括在总体黑白逻辑中，包括鲜血的凸现，确实是电影的感觉。与当年《辛德勒的名单》的小女孩和红裙子同频共振。延伸到对空间尺度的把握，我觉得是不是跟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的电影语言有关。我一直在想《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那个时代的视觉语言是现代性的视觉语言，那个阶段是有很清晰的呈现的。
最后一点想说的是，这样一种创作对未来来说是什么？比如说抗战题材，包括长征这样的题材，其实对中国来说是周期性的复活，而且一遍遍地叠加！这样的母题创作，要不是重复地变得无奈和无趣，要么是一次次地升华而指向未来！我们又面对新一轮人类的危险，即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时候，艺术到底能对人类进行哪些提示或者说是警示呢？
记得艺术家张光宇在抗战的时候很有意思，他是幽默的人，他在宣传抗战、表达那份对于胜利和未来憧憬的时候举过一个牌子叫“为了前方”，我觉得其实今天看这些作品，总体的感受其实是“为了前方”而创作！
我就说这些，谢谢国家画院与赵奇老师的邀请，再次祝贺！
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我对赵奇先生的印象，是 2009 年他画的那幅《溥仪出宫·民国十三年》，由此记住了赵奇的名字。这幅画当然是历史题材创作了，他的解题能力很强，一个“出”字就把题目点活了，而且表达的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关系。一个人，墨色黑得比较深，相对的一群人，墨色就淡化开了。而我们今天来谈赵奇的抗战美术史，陈明说是“一个人的抗战”，也就是一和多的关系。这个“一”，不是典型而是“出众”，是在众多的一群人中跳出，有显示度。刚才赵奇谈了他在抗战历史题材创作中的一些真实想法与做法。他是一位求“真”的艺术家，并且可以将他的想法和做法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对此，我很有感触，就谈两点。
第一，如何利用历史照片。这方面赵奇谈了很多，因为搞历史题材绘画不可避免地要参照历史照片，也因为是艺术创作，许多艺术家都在回避“抄照片”这一事实，都要“集中概括”，进行典型化的处理，而赵奇直接就说“我就照着照片画”，毫不隐讳。照片不仅是历史影像的留存问题，还有现场的拍摄状况。如什么人拍的，拍摄的意图及其所选取的角度，其真实性如何，等等。对于历史影像的真实性可以重新讨论，可无论如何，现场拍摄的真实性无法否认，即现实就是那个样子，是否是摆拍，涉及拍摄的意图，也会影响现场的道具选择。可事情或事物的“样子”与“状态”，还是影像真实存在的基础。拍摄的意图或缘由可以解释，包括后来者在应用这些图像时，也有阐释的意图。历史的阐释需要对话，影像只不过是一个媒介，而媒介在不同阐释的环节可以被复制，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比如“将军的头颅”，从平面的影像到立体的模型，赵奇将这些都悬挂在画室里，试图与其对话。对话就是一种精神交流，与历史人物对话，通过影像或复制的雕像，在斑驳的媒介材料背后，我们去接触那段历史，那个历史人物，我们读懂了什么？这是无声的对话与交流，穿越了历史时空，在精神上获得一种感应。
什么是精神？其实就是对象内在所焕发出来的光，能和你进行交流沟通的微能量的存在。你能不能捕捉到？你能不能被感动？这不是物质的，是一种意识流，你接通了，或你被接通了，即人们常说的“打动”，可以让你透过物质层面上的样态去感受内在的活力，也可以通过眼前的事物去感受过去的不可见的事物，触摸历史的真实。在人的思想意识层面，这种感受还可以转换为概念性的描述，转换为一个主题词，然后再用具体的形象加以表达。比如赵奇抗战题材美术作品表现的精神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悲壮”，也可以说不屈不挠。“悲壮”属于崇高的审美范畴，可赵奇以他的绘画非常平实地讲述抗战中“悲壮”的故事。
回到作品，我们可以看看赵奇是怎么平实地讲故事，或者说，在历史照片中他如何波澜不惊地看到“悲壮”问题。对此，我想起鲁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就是以静制动，以有限的画面连接无限的想象空间。照片中的影像是静止的，是瞬间性形成的，人物形象动不起来，但在一个特定的精神交流和沟通中，因为主体介入有了双方的对话，可以让逝去的历史影像动起来，让静止的瞬间动起来，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特点。“我就照着照片画”似乎是一种执念，尊重彼时彼地的真实状况，还原历史同时又能抓住一个点，以点带面，这是他创作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以各个不同的绘画主题，将个别的事件构成一条内在的抗战叙事脉络，其平实之处在于他的实地考察，如《九一八》《杨靖宇之死》《卢沟桥》《平型关》《台儿庄》等。在现实平和的环境中，如何去感受并表现曾经出现的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是值得深思的。
刚才赵奇自己陈述创作过程时就提到实地考察，不管是去杨靖宇牺牲的地方，还是到平型关，到其他的地方。在他的抗战题材绘画里很强调“长城”，其中的象征意义很明确，而且将“长城”作为系列组画的标题，如《啊，长城》或《长城五章》。在抗战主题里，“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符号，最直接的意义表征就是“抵御外侵，保护家国”，其视觉形象也很明确，起伏蜿蜒于山脊之上，又有着民族脊梁的相应联想，但又会有不同的意义阐释。如作为一条守卫的“边界”，那么“长城内外”的区域划分与抗战主题的意义阐释，就值得进一步考量。中央美院吴雪杉的博士论文《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讨论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东三省并扶持伪满洲国期间，将“长城”作为国境线所给予的意义阐释，特别是以“山海关”为界，其“内外”之别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构成“天国”与“地狱”之分。而美术家李少言有一幅木刻《转战古长城内外》，则反映八路军 120 师在华北抗日的主题，其区域范围就在晋绥一带，“长城”不再是边界，其内外具有互通之意。
将“长城”作为地域性的标记，在“抗日”主题的美术创作中又赋予怎样的意义？一是战争的军事“防线”，二是区域活动的“界线”。明长城的总体格局是东西走向，主要防御北方南犯之敌，其中南北走向的是延伸支线。可在抗日战争期间，南北向的长城被凸显，因为那时所抗御之敌是东边来的日军。第一道线就是以山海关为节点的长城，往东是伪满洲国；第二道线就是以平型关、娘子关为节点的长城，往西过了黄河就到陕北，不仅抵达延安，还可深入关中地区。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华北沦陷，太行山一带成为八路军活动的抗日根据地；而在第一道线以东，也有明长城遗址，即“辽东边墙”，南北走向，南端至鸭绿江边，与朝鲜隔江相望，不过这长城至明代末年即被拆除。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地理位置上与这几段长城都有联系，且无论是沦陷区还是抗日根据地，通过那几个节点是否也可以构成一段抗战题材的历史陈述？或者说，赵奇考察的那几个点所连接的历史事件，在地域性的问题上能够构成一段层层推动的历史表达？
第二，如何体现绘画的力量。这是赵奇的原话，因为我们要回到艺术的表达上来，而且要回到一种绘画的方式上。那么从照片到画面，需要解决图像与形象的关系问题。照片所呈现的图像如何转换为具有精神感召力的艺术形象？除了绘画本身的表现力之外，还得注意形象塑造过程中的意义呈现及相应的主题叙事。
我想，我怎么去读解他的绘画？从哪里切入？是绘画叙事中那些感人的情节还是动人的形象？赵奇的绘画关注情节的真实性，如杨靖宇的死是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是枪战还是自杀或是饥饿？如何赋予他的形象以意义？事件的陈述与形象的象征又如何结合？阅读赵奇的画，在空间和时间关系的处理上我觉得有两个特点很明显。第一是“叠加”，也就是用蒙太奇手法，以梦幻的方式将形象切换到不同的时空，形成视觉上的双重奏。在画面的构成上，赵奇以人物特写加上背景的叙事情节，层层叠加，层层推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叙述层次，不断地增加历史的厚度，还是“一”与“多”的构成关系。“一”在于主题形象的塑造，有象征意义，再以切片的方式进入历史，并在历史中不断地产生回响。画面的内容丰厚了，不单一了，不单薄了。第二是“拉伸”，就是通过叙事将时间的线索拉长，以时间换空间，增加阅读的长度。比如《大刀进行曲》，就有一条旋律线在背景人物中出现，不断打开绘画中的时空限制，形成特殊的陈述性组合，其中又包含四大要素：第一，人物的动态；第二，画面的动势；第三，绘画的表情；第四，场面的道具。这四大要素说来分散，但又能用一种新的出人意料的方式加以衔接。
凌承纬（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抗战美术研究中心主任）：
赵奇先生的抗战题材绘画作品，包括中国画和连环画，我以前曾经见过一些，印象颇深。一方面是因为作品优秀，另一方面是因为表现的是抗战题材，而我一直在做抗战美术研究，所以特别留意。
几天前，国家画院发给我赵奇抗战题材系列作品的图片，我都认真看了。最早是 1979 年创作的《九一八》，后来有 1984 年的《可爱的中国》以及再后来的《靖宇不死》《啊，长城》等。
在美术学界，“抗战美术”已是一个有特定内涵和意义的概念，起码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是从美术史层面，“抗战美术”是指抗战时期以抗日救亡为其主旨，主导战时中国美术发展的主流美术的专门史；另一个层面是从本体论角度对艺术创作的认识，“抗战美术”是指以抗日战争为题材，以民族救亡为主题的美术创作。包括抗战时期的创作，也包括抗战胜利以后至今的创作。
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是立足于美术史层面做抗战美术研究的，然而长期以来却是游弋于以上两个层面之间，或者说是从两个层面的交织来推进研究工作，诠释抗战美术的意义。因为艺术史的研究本质上来说是对艺术创作的研究。
赵奇先生创作抗战题材绘画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我做抗战美术研究是 80 年代，从涉及抗战美术领域来说，关注的是同一个领域。我想，这恐怕是国家画院邀我来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原因吧。
赵奇关于抗战题材的绘画创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鲜明的绘画性和强烈的表现性，无论是刀锉般的笔痕、锈蚀样的墨迹，还是粗粝的人物形象塑造、冷涩苍茫的环境描绘。有人说，赵奇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画家，甚至以为他对艺术来说是先有诗，后有画。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过，我以为他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情感满满的。基于此，他笔下的世界也充满情感，具有表现性的感染力会使得观者在画前驻足，不忍离开。我看他的画时就有这样的感觉，如十年前他创作的《长歌•南京英魂》《暗夜》《待到冰雪消融》以及前面提到的那些作品。在这些画中，我感受到一种隐忍的张力和一种内敛的定力，深沉而执着，让人思忖良久。
于是，我就想，这种独特的力量是来自哪里？深沉的情感生发于何方？
今年 9 月，赵奇在安徽合肥举办的展览会上讲的一段大白话给我留下印象。他说，他出生在东北，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从父辈那儿就听讲，后来上学又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他作品中比较重要的《九一八》是他自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创作的第一件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他后来画的也都是东北这块土地上的事。要问他为什么画这些，他说，是因为东北这块土地给了他特别的感受，他要通过画画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讲述想要说的话。
我看了赵奇先生的简历，他 1978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初期从艺术高校毕业的艺术家之一。我研究他们，当然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始于对四川美术学院 1977 年、1978 年进校的那批学生的关注。我以为是历史和时代造就了这批有些特殊的人。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对于一个中国艺术家来说，如果对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的国家有丰富的情感，对生活，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有深切的认知，同时具有很好的艺术创造能力，加之勤奋和努力，再适逢改革开放的时代，那就一定会创作出优秀的艺术。在我国艺术院校中不乏这样的事例。我认为赵奇和他的艺术是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例之一。
刚才范迪安先生谈到四川美院以罗中立为代表的乡土写实绘画。对此，我是有亲身体会和认知的。我曾经三次与罗中立一起去他曾经生活多年的大巴山，亲眼见到罗中立回到大巴山山民之中的情景。那时，他似乎不再是一个城里的艺术家，也不再是一个美术学院的院长，而是生长在大山里的山民中的一员！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罗中立和他的艺术与横亘川北的绵绵大山以及淳朴山民之间的亲情关系。
我想赵奇和他的绘画一定也是这样的。就像罗中立之于大巴山，赵奇对东北这块广袤而古老的黑土地有一种深深的情怀，那是一种植根于他心灵深处的家国情怀，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黑土地培育了他和他的艺术，是曾几何时在这块黑土地上演绎的历史，特别是抗战时期发生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激励他要去画他们，讲述他们。我曾经看过赵奇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靖宇不死〉之后的补白》。更认为他是一位有着深沉情怀和宽广胸襟的艺术家。他真诚、质朴的秉性与他眷恋的黑土地一样，成就了他艺术的真实与厚重。
从赵奇的艺术创作，我想谈谈抗战美术历史上的事。80 年前，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的美术家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艺术人生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写下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辉煌的篇章。特别是版画和漫画，成就了古今中外美术史上未曾有过的轰轰烈烈、绵延数年不衰的革命艺术运动。抗战胜利 80 周年之际，范迪安先生主编的《丹青鉴证》收集了上千件抗战时期的美术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版画和漫画，中国画不多。我写抗战美术史时，称版画、漫画是中国抗日救亡文艺战线上的主力军和先锋队。1940 年 11 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会刊《木艺》第一号刊登了李桦、建庵、冰兄、温涛、新波联合署名的长文《十年来中国木刻运动的总检讨》。文章对时下中国抗日救亡斗争和中国美术现状作了清晰的论述。文章提出：木刻是中国新绘画的前哨，要扩大木刻运动对整个绘画的影响，负起开辟新绘画大道的责任。什么是新绘画呢？那就是具有现实主义的绘画。文章说：现实主义的艺术不只是要给予大众欣赏，而是凭着艺术的力量去激励大众，使大众知道所爱与所憎，指导他们如何去战斗，如何去争取幸福的生活。1945 年，李桦在一篇文章中也有相同观点的论述。他说：“在这个时代里，必然要产生与时代相适应的现实主义艺术，因为只有现实主义能够表现这个大时代的精神。木刻工作者不能以建立木刻的现实主义为满足，更应努力使现实主义扩大成为绘画全领域的高潮。”
我认为正是战火硝烟年代的抗战版画运动和漫画运动开创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新的纪元——现实主义主导中国绘画走向“绘画全领域的高潮”。
抗战胜利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在现实主义精神主导下，中国美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卓越的表现和辉煌的创造。80 年来，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再也不仅仅是版画和漫画，在中国画、油画、雕塑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抗战题材的优秀创作和像赵奇这样杰出的艺术家，让人感动，备受鼓舞。
图 7，赵奇：《暗夜》， 192cm×210cm，2015 年
珍爱和平、反对战争是我们这个自1840 年以来历经了无尽苦难的民族的守望，也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人类进步社会的共同愿望。20 世纪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人类社会将永远牢记这一胜利，因此也将是文艺创作永恒的主题。今天，维护和平制止战争依然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大事。弘扬抗战精神、传承优秀文化依然是中国艺术家的责任和使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伟大的抗战精神，深深熔铸在赵奇先生的艺术里。相信也将体现在更多中国艺术家未来的创作中。
吴端涛（中国美协理策会副秘书长、《美术》杂志社编辑部主任）：
尊敬的范迪安老师、赵奇老师及各位老师、同人下午好！首先祝贺赵奇老师展览及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圆满召开。今年 9 月份，“烽火史诗·赵奇抗战题材绘画展”在合肥亚明艺术馆展出，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集中展出赵奇老师抗战题材美术作品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时，中国国家画院就曾以“浴火”为主题集中展出赵奇老师创作的包括《九一八》在内的系列重要作品百余件。回看当代中国画界，乃至整个美术界，如此大体量、高密度、长跨度地集中展示抗战题材的个人展览是十分罕见的。赵奇老师有幅字叫“力学不倦鲁美人”。回看延安鲁艺的光辉历史，可以看到，其在服务抗战大局、培养干部、动员群众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美术学院在继承延安鲁艺的传统上不断地探索，并形成了宋惠民先生的全景画、赵奇老师的连环画等享誉全国的重要名片，我想这其中，延安鲁艺的大众文艺精神是贯穿始终的。赵奇老师对于民族苦难和抗争的史诗性的描绘，令其抗战题材创作已超越任务或献礼的成分，成为外在生民而至内在立命的价值叩问。可以说，他近 40 多年所串联起来的对于抗战题材的一种史诗性建构，已经成为当代主题性美术经历 85 新潮之后回归现实主义主潮的显著代表。同时，其创作在迎接时代的挑战中不断强化自身的语言风格，比如说像表现平型关大捷此类常画常新的主题的时候，他选择对整个大场景的鸟瞰式刻画，其中没有主观的聚焦和戏剧场景化的视觉营造，反而通过逼真的原生态细节铺衬表现出奇特的抽离感，进而让观者更主观地感知和判断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而《靖宇不死》中多视角表现的英雄牺牲前后头部的特写，特别是眼神开合状态的表达，同样极具视觉冲击力。回想 30 年前他被中国文联推选为美术界唯一的世纪之星，其《生民——1885·旧金山·黄遵宪与华工》这幅作品被大家盛赞为当代的《流民图》。这幅作品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眼神的表达——主人公正在以冷峻、热切的眼神诘问世界。当时我们美协的领导也是杂志的主编王朝闻先生专门写了一封给画家赵奇的信。他指出，赵奇从实际出发又不是以简单、狭义的方式对待生活，能把间接的生活经验利用起来，让他这个生长在川渝、对东北的生活不熟悉的人却产生很亲切的感觉，甚至能联想到东北的二人转以及东北环境的质朴之美。这能让人唤起一种认同的情感也是赵奇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沿着这条道路，他逐渐形成了一种苦涩壮美的风格，此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开头所说，赵奇老师的书法，正如那幅“力学不倦鲁美人”的字，常选择用古朴的笔法写就。而且他多次在绘画中题写签名的时候使用此种笔法，这也成为其性格乃至艺术观的体现。同时，这种斑驳的生涩里有一种“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情怀，也形成了他表现英雄和人民时，自语言到精神的一种价值的闭环。正如赵奇老师所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找真理，艺术是从泥土中生长起来的”。他是如此地热爱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哺育他的人民，这也成为促使他 30年来身体力行地从事主题性绘画创作的一个内在的支撑。
张乾元（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刚才观赏了赵奇老师的部分抗战题材的国画作品，特别是看了多幅《杨靖宇之死》的高清图，百感交集，非常震惊。我从高考时就临摹赵老师的《可爱的中国》连环画，几乎每一幅都临摹过，每次临摹我都印象很深刻，总是被深深打动，备受鼓舞，从中受到很多的启发和教育，至今难忘。
纵览赵奇老师抗战作品的主题、风格、意蕴、意境，我认为有四大突出的审美特征：壮哉！悲哉！雄哉！伟哉！
第一，壮哉。其抗战题材的作品体现出宏大主题、宏大叙事、宏大场景、宏大空间。画面无比壮观，波澜壮阔，气势磅礴，雄浑雄壮，如鸿蒙大荒，苍茫原野，忽又雷霆万钧，万马嘶鸣。创作这些复杂而宏大的群像巨作本身就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他为讴歌先烈的献身精神而执着耕作，操笔面壁，精诚无邪，数十年如一日，亦是宏大雄壮。
第二，悲哉。其抗战题材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中华儿女面对强敌侵略浴血奋战，百折不挠，顽强拼搏，视死如归，天地惊动、鬼神哭泣的悲壮历史。在主体人物情感和意志的表达上悲而不戚，痛而不哀，贫而不屈，困而不倒。以悲剧性、崇高感来鼓舞斗志，净化心灵，完善人格。赵奇老师所绘连环画《可爱的中国》封面，脚戴镣铐的方志敏背后是无限开阔的山峦，连绵不绝的长城，象征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雄伟气度、刚强意志、不绝的血脉，仿佛能听到方志敏烈士临死前告诉我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地艰苦地奋斗！”这是何等的悲怆，何等的震撼人心，何等的持久激励。
第三，雄哉。其抗战题材的作品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朴实厚重的风骨品德，体现出中华民族正气浩然的坚强意志。赵奇先生曾说，“每一人就是长城的一块砖头，杨靖宇是最硬的一块。”杨靖宇是无数抗战英烈的代表，是真真实实的历史，千千万万杨靖宇的血肉筑起了民族的钢铁长城。赵奇先生从不同角度写实刻画了日寇凶残砍下的杨靖宇的头颅，冰冷雪原，横绝太空。人世间哪里还有如此的雄健雄强？铮铮铁骨，催人泪下。正是：长城崔嵬英雄躯，黄河咆哮先烈魂。
第四，伟哉。其抗战题材的作品突出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集体力量、民族气节，突出了普通百姓同仇敌忾、舍生忘死、匹夫担责的国家意识、家国情怀。贫穷的百姓、困苦的学生、年轻的战士，一个人虽小，却有伟大的牺牲、伟大的壮举、伟大的气魄、伟大的功勋，这些都在赵奇老师的笔下如诗、如歌、如火如荼般生动地描绘出来了。
总之，赵奇老师以平静、平实、平淡、平和、朴素、谦卑的审美心态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传达自己的心声，这些真情实感恰恰是民族的责任、民族的力量、民族的品格、民族的精神。
许柏成（《艺术中国》主编）：
自 2024 年 9 月起，我荣幸地担任了赵奇先生三次个展的策展人，先后在九江美术馆策划了“可爱的中国——赵奇连环画原作研究展”，在上饶美术馆策划了“赤子·大地——赵奇《可爱的中国》绘画研究展”，在合肥亚明艺术馆策划了“烽火史诗——赵奇抗战题材绘画展”。随着展览策划的不断深入，对赵奇先生绘画的认知也不断在加深。
赵奇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历史意识与人性关怀的艺术家。抗战题材在赵奇的绘画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作品数量之多、创作实践跨度之久，在中国当代画坛是少见的。赵奇先生很早就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被称作“金错刀”“刮铁皴”的笔墨语言令人过目难忘。我想，在风格与形象之下，赵奇的艺术有如下几个关键词值得关注。
第一，真实。真实是赵奇绘画中秉持的原则与呈现的底色，他是一位有着严谨历史观的艺术家。他从不凭空想象历史，而是自觉担负起个人对于历史的责任，哪怕面对的是一条孤独艰苦的求索之路。他说：“抗战的历史在我心中已经留下了印象，我总是想通过画面将那种刻骨铭心的内容表现出来。甚至画一片云，我也想使它飘在那片历史的天空里。”他对历史抱有敬畏，对现实怀有谦卑，真情与真实构成了赵奇的艺术中更为持久的感人力量。
第二，诗境。诗境是赵奇绘画中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对文学的热爱与修养，让他的绘画总能超越一般所指，突破画面表象，进入更深刻、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他的很多大幅抗战题材作品，如《暗夜》描绘了一位在漆黑如墨的夜色中端枪休息的女战士；《黑色的眼睛》表现了一个在城墙废墟前守望光明的男童；《战士》刻画了一位牺牲之后倒在雪地草丛中，与大地融为一体的，仍然手握步枪的战士……没有描绘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却如无声惊雷，直指人心，回响延绵。
第三，功夫。赵奇先生有极强的造型与画面把握功夫。《可爱的中国》连环画原作在上饶美术馆展出时，我们选择了几幅作品放大至整面展墙，原本只有几十厘米长的连环画原作放大为近 10 米长的展墙，在视觉效果上仍然结构严谨、内容丰富，经得起观者的检阅。同时一些大的抗战题材作品，像前面提到的《暗夜》《战士》《黑色的眼睛》等，他却大幅泼墨或留白，展现出极高的造型能力与画面经营能力，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
最后，我想说，抗战题材是赵奇先生艺术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并非他艺术创作的全部。他被抗战英雄们的精神所感动，而自觉地承担起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从更广阔的层面看，他的绘画是与整个国家与民族的社会进程相伴随的，如“草原”系列、“知青”系列、“人民公社”系列，还有正在创作的“都市地铁”系列等，他将自己的亲身感受与情感思考注入笔端，构建了一部中国社会发展的视觉史诗。
我们需要赵奇这样描绘民族精神的艺术家，他用绘画记录和描绘了我们民族的脊梁。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谈及的很多作品是赵奇先生在 30 余年前创作的，它们今天仍然让我们感动，这反映出其中永恒的价值。在今天的传媒时代，它们应更多地被研究、推广与传播，不仅可以为今天的主题性文艺创作提供借鉴，同时对提升大众的家国情怀与审美教育也大有裨益。
魏祥奇（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赵奇老师是抗战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艺术家，中国国家画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专门组织对他的抗战题材美术创作进行研讨，非常有意义，也是对他的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赵奇老师的创作是持续性的，他对抗战主题的认识持续深入，涉及抗战题材的方方面面，非常宽博，所以很值得我们讨论。
关于抗战题材美术创作，今年有很多的展览和研讨，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人民必胜”展、中国国家画院举办的“中流砥柱”展等，广受关注。关于抗战题材美术创作，要形成完整的历史叙事，现在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而且提出了很多新要求。在历史叙事上，不是对过去既有内容的重复创作，而是对一些缺失的内容进行补充性创作，比如说国际援助、华南纵队，还有一些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的大会战。
回到赵奇老师的抗战题材美术创作，我觉得他融合了三个重要因素：历史、记忆和现实。首先是历史。赵奇老师一直在搜寻历史图像和文献材料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其次是记忆。赵奇老师复现了《九一八》《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的画面。他把我们过去的一些经典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尤其是歌曲中描述的画面，融入自己的创作里面，这应该是一种记忆。最后是现实。今天大家谈得比较少的是他对东北这片土地的现实感受，他深爱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这是他创作抗战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思想基础。
具体来说，在艺术语言和思想上，赵奇老师的底色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他创作的关键词。当然我觉得在人民后面延伸，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土地。土地是他绘画中最核心的视觉意象。这从他 1979 年创作的《九一八》到今天他画面上呈现的土地的颜色，都证明了这一点。赵奇老师描绘的是东北的黑土地，他描绘黑土地上的人民形象，是冷峻、凝固的北方。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种深刻的情感是他创作的思想的基础。他对东北人民在抗战时期遭受的苦难有深深的同情和共鸣。所以，赵奇老师谈到他认为战争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人类是被战争塑造的，战争让人更深刻地看到自我，看到生命的悲歌。
谈到历史意识，赵奇老师注重创作的历史性和真实性。所以他的创作要画从史出，思想意识是在不断深化抗战题材美术创作中持续深化的。他通过方志敏、杨靖宇将军的一些形象思考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历史，思考战争和人的问题。刚才范迪安主席讲到赵奇老师的艺术生成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乡土艺术兴盛的时期。要知道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时候，整个北方艺术家群体在勃兴，东北这片土地在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面临改革开放的剧变，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生成，这是赵奇老师能完成《九一八》的社会文化基础。
赵奇老师持续发掘和构建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历史，这是非常真挚和赤诚的。他在创作意识上将历史和现实生活连接在一起，指出战争是东北这片黑土地历史的一部分，塑造了黑土地人民的精神。他画《九一八》、画杨靖宇将军，就是在为东北这片黑土地上的人民精神铸魂。赵奇老师画黑土地上的人们的耕种、收获，尤其是大家看到他画了很多“春耕”题材，用大量的场景表现画黑土地上的生命生生不息。这是很有深意的。2014 年赵奇老师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名字就叫“这片土地呀”。赵奇先生认为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生生不息。他画的抗战题材的所有牺牲都是归于这片土地的。土地是生命的居所，也是他生命的居所。在这个意义上讲，赵奇老师画历史题材、抗战题材的美术创作是有强烈的反思意识的，已是对这片土地的省思。他让这片土地变得神圣、庄严，变得不可轻视。
吴端涛说赵奇老师画的土地是苦涩的，我认为首先是生涩，接下来是苦涩，是悲悯的，展现的是东北黑土地的历史性。这片土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发的时候是荒芜的。因为开发北大荒，东北这块土地产生了一些新的历史的图景。赵奇老师通过对抗战题材，通过对杨靖宇将军牺牲的这片土地的刻画，使这片土地变得不再荒芜而是鲜活，不能被遗忘，是要被看见的。
再者，赵奇老师的抗战题材美术创作虽然表现了不少战争的场景，但他画的更多的是人民的流亡、离散，画的是牺牲和死亡，画的是生命的毁灭，这是他内在生命意识的显现。回顾抗战题材美术创作，真正深入人心的作品并不多。我们一定会讲到蒋兆和的《流民图》。还有王悦之的《弃民图》，这件作品是 1930 年至 1934 年在北平创作的。《弃民图》很可能描绘的就是因为抗战原因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老人。
赵奇老师的《九一八》，实现了对东北这片土地还有人的精神的重塑。包括赵奇老师讲他的抗战题材的美术创作是一种自发性的创作，不是后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或者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任务。他的抗战题材美术创作和其他表现黑土地的创作，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是统一的。今天我们看到一些艺术家有抗战题材美术创作，但是和他日常创作之间距离很遥远，甚至可以说是割裂的。赵奇老师能把二者之间的关系解决得非常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可以说，赵奇老师的抗战题材美术创作，也是一种为人生而艺术的形式，就是说，赵奇老师把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为了国家历史的构建而艺术实现了统一。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多次国家主题性美术展览上，赵奇老师的《九一八》一定会展出，其竟然是 1979 年到 1981年完成的，实在令人惊喜。这件作品命名就是《九一八》而不是九一八事变。我看到最新的研究称，“事变”这个概念是由日本命名的，这种中性的命名方式隐匿了其侵略性和不正义性，使用“九一八”就能很好地跨越历史和时间的陷阱。正是如此，这件作品才能够进入我们的国家历史叙事。这件作品也奠定了赵奇老师的艺术思想的底色，那就是将表现人的命运与国家历史进行很好的统一，使之能跨越时间和空间，获得更具国际性和人类历史的共鸣。
王聪丛（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整个研讨过程中，我一直被几个字深深地打动：时代的先觉者。
何为“时代的先觉者”？
首先，我们在学习艺术史领悟艺术规律时，见证历史中的人，许多都是开某一时代先河的领路人，属于那个时代的先觉者。我们身在历史之中，也会借由前辈、老先生身上，照见这种先贤身上的品质。他们能在芸芸众生中凸显出来，彰显了一种文化自觉的力量。
这就不禁让人进一步慎思、审问：在时代中，文化自觉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我在思考先觉者的力量的源头在哪里时，想到了两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今年在从事上饶美术馆“赤子初心”展览策划和研究中，我跟随赵奇老师、策展人许柏成等一起回访上饶，了解到方志敏的事迹非常感动。方志敏不仅写下《可爱的中国》名篇，而且发自肺腑说过一句信仰的格言“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后来借此问到赵老师，是否是共产党员？赵老师说，我虽然没有机缘以组织形式进入共产党，但是在借由创作的过程中，我的内心和精神高度尊重跟认可共产主义。让人感受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信仰的力量，人心的共鸣。第二个场景：今天我们谈到了一个电视剧作品《沉默的荣耀》，经典剧情“最后的审判”令人动容。当吴石将军被国民党高层审讯时，问他“你为什么背叛党国？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当时吴石将军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但是我始终认可孙中山先生谈到的‘天下为公’和‘三民主义’。”
这两个场景让我感悟到“文化自觉”的力量源头是信仰与良知。一种圣贤不断强调人类心性的底色“致良知”。当一个人良知越发清明，才能不断激活生命力，从而穿越历史中的喧哗与迷茫的声音，成为一种重要力量。而在这个维度下，艺术家首先是“生命的创作者”，借由深刻的良知，连接生命的源头，将语言辅助于笔端，他才有了书画者、教育者、写作者等更多元的身份。从赵奇老师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在创作绘画，他也在做教育，在书写一种生命感。这样的创作是借由艺术语言完成的，是“生命艺术的创作”。也只有这样，一个看似渺小、精微的个体才能在集体中不断获得生命的升华。“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而个体和集体的辩证统一，由信仰的源头和每个人本自具足的良知来深度连接。也因此，这样去创作，一个人的艺术语言才是真诚的、活泼的、有力量的。
也借此，再次向先贤致敬，再次感谢大家！
结尾：（陈明）
各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赵奇抗战题材美术创作和当代主题性美术的诸多课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尤其关于赵奇先生的创作风格、审美构思、表现手法，以及艺术思想做了深刻的剖析，对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面临的种种问题，如历史叙事与图像叙事、人情景的结合、信仰与巧思、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人文精神与时代精神、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等，作了宏阔而深刻的探讨，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必将对当代主题性美术未来的创作发展起到理论支持和推动作用！感谢各位专家的莅临和精彩的发言，座谈会到此结束。
